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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江苏省的讲约员，在1860年代丁日昌担任巡抚期间，多少也可以得到一点报酬。参见丁日昌《抚吴公牍》，4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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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戴肇辰《学仕录》，7/4a-b。本文所引材料的作者是任启运，1733年考中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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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5/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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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沈曰霖《粤西琐记》。收入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2/1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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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这道劝阻富厚之家不要为了牟利而囤积粮食的上谕，发布于1738年，随后被采纳作为乡约宣讲的补充内容，引见《学政全书》，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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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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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Chinese Repository，XX （1851），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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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Chinese Repository，XIX （1850），p.568。这一宣言，是反抗领导人在位于清远和英德之间某地打了一次胜仗后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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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汪士铎（1802—1889）《汪悔翁乙丙日记》（1936），2/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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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广州府志》（1878），5/10a-b，同治帝引述了监察御史张胜藻的上奏。乡约宣讲制度偶尔也成为地方官员敲诈勒索的借口，举例来说，《牧令书辑要》就在9/2a-b中引述了广东新会县知县王植（1721年进士）的话：“余在新会日……俗最悍。……有生员黄作徵等谋占族人墟地，假建上谕亭为名。余不许。……适藩司萨公升任将去，作徵等隐前情，但以建亭已竣，请行县落成，乘批准，即鸠众强建。”然而，王植还是取得上司的同意终止了这种不法行为。引见《牧令书辑要》，9/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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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这一内容收集在《随庵徐氏丛书续编》《说郛》和《青照堂丛书》中。参见《宋史》，卷340《吕大防传》；《宋元学案》，卷31；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第3—5章。《吕氏乡约》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建议：“苟以为可，愿书其诺。”“约”一词，在这里明显是指“同意”（亦就是“要约”一词所包含的意思），而不是“压制”（亦即“约束”的意思）。这项文献，签名的是吕大忠。但根据宋朝著名哲学家朱熹的看法，它实际上是吕大忠的弟弟吕大钧（1031—1082）写出来的。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8—45页中说，朝鲜的讲约制度，就是模仿《吕氏乡约》而制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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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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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方孝孺（1357—1402）《逊志斋集》，卷一，《宗仪》（九篇）的第四篇和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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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书》，卷17《别录九》，《南赣乡约》，第519—523页。主张乡约的其他明朝作者，包括17世纪的刘宗周，他草拟了《刘氏总约》（《刘子全书》，卷17）和《乡书》（《刘子全书》，卷24）；陆世仪（1611—1672，刘宗周同时代人），1640年草拟了《治乡三约》（《知学录》）；吕新武草拟了《乡甲约》。引自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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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守仁草拟的制度是洪武时代“里”组织的复活。明太祖命令户部把每百家组成一里，作为经济和社会的互助单位。参见《明史》，卷3。王守仁采取由约内共同决定的方法，把里的功能扩大到解决争端、判断是非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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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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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佛山忠义乡志》，3/18b；《同官县志》，6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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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沈曰霖《粤西琐记》，2/1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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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9。于成龙当时是直隶省通州知县，后来在1686年升到了该省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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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关于此类的事例，见于下列地方志中：《定州志》（1850），6/1a-b和6/6b 7/48b；《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广州府志》，109/5b；《沔阳州志》（1894），卷三《建置》，1a-9a；《仁怀厅志》（1895），4/39a。除了这些地方志外，还有许多地方志也记录了乡约体系变成治安工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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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引自《江西通志》（1880），卷首之三，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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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萧一山《清代史》，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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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佛山忠义乡志》，3/3b-4。并参见本书第七章对地方防卫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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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清远县志》，12/21a-b。该县志的资料还证明，1854年发生“红巾贼”作乱，清远知县秘密命令所有绅士加入其所在的“约”，参加团练工作。《广州府志》82/28b和136/15b中也记载了19世纪中叶发生的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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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曾国藩《曾文正公批牍》，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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