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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9。于成龙当时是直隶省通州知县，后来在1686年升到了该省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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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关于此类的事例，见于下列地方志中：《定州志》（1850），6/1a-b和6/6b 7/48b；《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广州府志》，109/5b；《沔阳州志》（1894），卷三《建置》，1a-9a；《仁怀厅志》（1895），4/39a。除了这些地方志外，还有许多地方志也记录了乡约体系变成治安工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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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引自《江西通志》（1880），卷首之三，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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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萧一山《清代史》，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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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佛山忠义乡志》，3/3b-4。并参见本书第七章对地方防卫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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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清远县志》，12/21a-b。该县志的资料还证明，1854年发生“红巾贼”作乱，清远知县秘密命令所有绅士加入其所在的“约”，参加团练工作。《广州府志》82/28b和136/15b中也记载了19世纪中叶发生的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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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曾国藩《曾文正公批牍》，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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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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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博白县志》，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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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洛川县志》（1806年修，1944年重修），12/1b。该县税收仍然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关于这一点，“里设里正”的叙述，表明得很清楚。《同官县志》18/1b中说：“在清时，每村有乡约一人；数村合举‘联头’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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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花县志》（1924），9/2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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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Martin C.Yang，Chinese Village，p.173。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很早的话，至少也在18世纪在一些地区就开始了。《牧令书辑要》在4/4b中引用了李殿图（1765年进士，曾任福建巡抚）的叙述。李针对地方粮仓和救济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花户姓名，向由乡约开报。”另一种变化也应注意。在四川江津县，有位乡约头人姓马，他沿着长江上游开办了私人信件及货物运输服务。由于他的服务很有效，值得信任，因而到20世纪初年，甚至政府官员也成为他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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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清朝文献通考》，76/5553-5567。《户部则例》（1791），118/28b中叙述了这一政策：“耆民年至九十以上，地方官不时存问，或鳏寡无子，及子孙贫不能养赡者，督抚以至州县公同设法恤养，或奏闻动用钱粮，令沾实惠。”100岁以上的长者，经常会得到特殊照顾；证明这一点的事例非常多，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例就足够了。王先谦《东华录·雍正》，9/13a（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记载，礼部建议按照惯例，给予年满118岁的萧均德30两白银的赏赐，并为之修建牌坊。雍正帝认为活到这种年龄的人很不容易，破格赏赐萧均德90两银子。自此之后，凡是年满110岁的长者，可以得到两倍于普通规定数额的赏赐；110岁之上，每增加10岁，这一赏赐数目就要加倍。吴荣光（1773—1843）《吾学录》（1870），3/14a〔编者按：应为3/16a〕，（广西宜山县民）蓝祥在1810年时年龄到了142岁，除了得到200两银子外，还得了五疋缎和六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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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即在1688年、1703年、1709年、1723年、1736年、1751年、1761年、1770年、1779年、1782年、1790年、1796年、1800年、1808年、1819年、1821年和1831年。参见《恩平县志》，13/20a。还请参见《寻甸县志》（1828），12/8a-12a；《翼城县志》（1929）13/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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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清朝文献通考》，39/5218；《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49/14a-b；王先谦，《东华录·雍正》，9/34b；《泰和县志》（1878），卷首，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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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翼城县志》，13/1b-2a。所得赏赐的人数并未指明。下列关于得到各种赏赐（大米、丝绸、肉等）的人数，取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IX （1840），p.259（转引自Asiatic Journal，1826）：每人所得赏赐的数量和其他细节，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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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15/1a；《清朝文献通考》，76/5566。这道谕旨是给户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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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用官话来讲，授予这种官衔或品级，叫“皇恩钦赐”。参见Schuyler Cammann，“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darin Squa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III （1944），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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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这些措施载于《大清会典事例》卷405；《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46/32b-33a和王先谦《东华录·雍正》，9/13a，记载了有关奖赏100岁以上老人的措施。除了活到一定年龄的老人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可以得到旌表。这些人包括：（1）乐善好施者；（2）急公好义者；（3）节孝者；（4）累世同居者。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403和卷404。《续修庐州府志》（1885），57/1b-10b在下列标题下概括了尊敬长者的各种措施：（1）邀请出席乡饮酒；（2）指定为农官；（3）恩赐粟帛绢谷；（4）恩赐匾额；（5）恩赐举人及品级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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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巴陵县志》，43/1a-2a。根据《寻甸州志》（1828），12/10a-11b的记载，清廷1796年发布的一道上谕规定，年到70岁以上、80岁以上、90岁以上和10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可以得到九品、八品、七品和六品的顶戴。1820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则只是规定70岁以上老人可以得到顶戴，而未指定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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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分别参见《香山县志》〔编者按：应为《香山县志续编》〕，14/1a-b；《番禺县志》，24/22b-28b；《花县志》，9/26b；《九江儒林乡志》，14/18b和17/7b；《莘县志》，8/12a-13b；和《邯郸县志》，1/8b和10/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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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作为展现皇恩浩荡的一项措施，清廷这一做法开始于1736年；是时有40多名70岁以上的举子在清帝国首都参加科举考试，清廷授予他们不同品级的官衔。随之，这种做法就固定下来，延续到光绪朝。清廷给予这类长者的最高功名是举人，最高官衔是国子监司业。参见《钦定科场条例》（1885），53/1a-3b、6a和53a。在地方志中，因“恩赐”而取得举人头衔的地方士子之名，列在“选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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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大清会典事例》，168/1a-5a，概括了顺治到光绪时期有关的各种措施。这一做法，虽然是为思想控制服务的，但是看来也有经济意义：为了增加农业产量，鼓励勤劳耕作。雍正帝在1724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清楚地说明了奖赏老农制度所包含的经济内涵。他强调必须监督和鼓励耕作以生产更多粮食，并命令各省督抚在各乡挑选一两个勤劳耕作的老农，给予他们丰富的奖励，以鼓励他们进一步努力。参见《清朝文献通考》，3/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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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清朝文献通考》，3/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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