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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4/7a-b。〔编者按：《通饬滥举乡饮檄》，乾隆十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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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皇清奏议》，53/13a，李因培在1762（乾隆二十七年）的上奏〔编者按：《请严乡饮滥举并定服色疏》〕。还请参见该书48/19a-b中陕西布政使张若震1753年的上奏〔编者按：《请严乡饮报部之例疏》，乾隆十八年〕。他说，乡饮酒制度运作的主要困难在于：（1）程序不规范，即酒礼间隔举行日期不定，客人人数不定；（2）邀请了不配受到邀请的人，有些犯过罪；（3）地方官把酒礼视作“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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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学政全书》，8/2b。并参见《东莞县志》在25/6a中收录的礼部1737年（乾隆二年）发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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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睢州志》，61/24b-25b，提供了一个早期发生的事例，说有名进士总是拒绝出席乡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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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郁林州志》（1894），序，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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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皇清奏议》，53/14a，浙江学政李因培1762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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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学政全书》，8/5a，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发布的指示；《博白县志》在13/9a中也记载了该指示。看来，清政府没有明政府那么严格保持官员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参见《明史》卷56《礼志十》，10a。1379年（洪武十二年），明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内外官致仕居乡，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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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在一些地区，要送礼物给客人。比如，《滁州志》卷二之四，17b，就在乡饮酒经费中，列出了“礼钱”（6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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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学政全书》，8/2a，清政府1723年（雍正元年）发布的一道命令。《郓城县志》在4/19a-b中也收录了这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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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南昌县志》，11/18a；《巴陵县志》，14/11b；《正定县志》（1875），17/24a；《祥符县志》，8/17a；《延庆州志》（1880），3/31a；《蔚州志》（1877），7/5a；《浑源州志》（1880），2/9b；《蒙城县志》，4/6b；《博白县志》，6/19a；《长宁县志》，8/10a；《莘县志》，3/13b；《滕县志》，4/10b；《同官县志》，16/4a；《洛川县志》，14/7a，引1806年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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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巴陵县志》，14/11b；《南昌县志》，1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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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祥符县志》，8/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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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容县志》（1897），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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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东莞县志》，2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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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靖边县志》，3/7b。还请参见《博白县志》，13/4b，收录了清政府1753年（乾隆十八年）发布的一项指示；《镇雄州志》（1887），2/53a，说1838年之前，镇雄州从未举行过乡饮酒。在一些地区，由于乡饮酒推行得相当少，因而成为稀奇之物，居民看到时，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有兴趣。参见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下）12b中，叙述乾隆五十三年初的情况。〔编者按：该书卷下：五十三年戊申，五十九岁，正月，公堂行乡饮酒礼。县久未举行，观者如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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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东莞县志》，25/8a，修纂者的评论。不过该修纂者可能强调过度了。《香山县志》〔1873〕在11/98b-99b中记载说，嘉庆时期，应邀出席乡饮酒礼的客人总数为20，道光时期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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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13/17a，1742年（乾隆七年）签发的官府公文。《皇清奏议》，48/19a-b，收录了张若震1753年的上奏，说地方官们极为不关心乡饮酒礼。黄六鸿在其《福惠全书》3/23a中认为，本来，清廷设置的乡饮酒礼，给人印象深刻，但是17世纪盛行同乡饮酒有关的非法行为，大大损害了这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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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南昌县志》，24/3a-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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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兴安县志》，10/26b-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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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香山县志》（1873），11/98b-99b。还请参见《澉水新志》，8/71b；《鹤庆州志》，7/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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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容县志》，19/23a。1763年后，就不再举行乡饮酒典礼了。很有可能，自该地方志在9/9a记载说经费不知什么时候被正式取消以后，乡饮酒制度就终止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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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严州府志》（1883），17/46a-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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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昭平县志》（1932），3/3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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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东莞县志》，25/7a〔译者按：应为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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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佛山忠义乡志》，5/11a、10/3a-b和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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