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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p.214：“在这个普遍偶像崇拜的世界上，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唯物主义的自利。促进世界的物质幸福（统治王朝的首要工作），是其目标也是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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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由此在地方志中出现了两个概念不同的词语“官祀”和“民祀”。其事例可以参见《佛山忠义乡志》，卷八各页；该地方志列出了每类祭祀的祀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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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地方志中通常记载了这些祭祀。在一些地区，为了这些祭祀，居民们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比如，《厦门志》（1838）15/12a说，福建省的这个地区，“满地丛祠，迎神赛会，一年之交且居其半”。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p.212：“孩子平安出生，要向专门的神仙和女神祈祷；求财，有财神；求福，有福神。”总而言之，无论人们求什么，需要什么，或从事什么，都有一种专门的神仙或女神供祈祷。这位作者另一部大部头的著作The Religious Systems of China （6 vols.，1892-1910）包含了大量关于大众祭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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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贺县志》（1934），2/12a，引1890年旧志。并参见《同官县志》，26/2b；《厦门志》，15/12a。正如上面所指出，乡绅对通过举行宗教祭祀而“积德”经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事例可以参见《广州府志》，67/3a、13a和16b；《莘县志》，卷8《艺文上》，41b-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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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黄六鸿《福惠全书》，24/10a-b、24/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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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大清会典事例》，4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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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清朝文献通考》，69/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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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大清会典事例》在402/1a-b中收录的1668年（康熙七年）发布的一道上谕。还请参见《学政全书》，1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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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大清会典事例》，402/1a-b；《学政全书》，10/3b-4b。1724年（雍正二年）之前，各省当局有“乡贤”的授予权；但在此之后，所有呈请，都必须由礼部复核才有效。参见《学政全书》，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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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梁章钜（1775—1849）的《退庵随笔》，6/8b。《学政全书》中记载了下面这段资料：1775年至1810年这35年的时间里，有35个人的名字被提到礼部核准，有32个人得到同意，列入名宦祠，或乡贤祠。只有3人的名字未被批准；其中两人是官员（一位是四品，一位是七品），另一人是监生。得到批准的32人，其社会地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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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清会典事例》，402/2a-b；还请参见《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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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黄六鸿《福惠全书》，24/25b-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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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广州府志》，13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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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黄六鸿《福惠全书》，24/2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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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34/11a-12b。乾隆帝还补充说：“乡贤名宦入祠之人，难于寻找。地方官视谕旨为具文，以致非议颇多。”清高宗所说并不新鲜，他实际上是在重复清世宗的话。根据《清朝文献通考》70/5495的记载，1723年（雍正帝）“以旌表孝义贞节之典，直省大吏视为具文，并未广咨远访，只凭郡县监司申详……而山村僻壤贫寒耕织之人，幽光湮郁，潜德销沉者，不可胜数，特谕礼部即行传谕督抚学政，嗣后务令各属加意搜罗……勿以匹夫匹妇，轻为阻抑，勿以富家巨族，滥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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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恩平县志》，6/17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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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对吵嚷的迎神赛会的描述，可以参见《贺县志》（1934），2/5a，引1890年旧志。清帝国大多数其他地方也举行类似的宗教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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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De Groot，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2 vols.，1903-1904）详细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尤其以第四章“The Law Against Heresy and Sects”最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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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1/17a-18a；《大清会典事例》，399/2a。4年后（1743年），乾隆帝又发布圣谕说，没有必要全部禁止“无知乡人”组织的一切宗教活动和集会。参见《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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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23/9a-11a。〔编者按：《申禁朝山进香檄》，乾隆十一年正月。〕还请参见同书24/23a-24a中叙述的同年（1746年）稍后清廷发布的一道上谕，重申了禁止越境烧香的命令。〔编者按：《再禁朝山禁香檄》，乾隆十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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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1817年提交给嘉庆帝的一篇报告，参见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III （1865），275，引自Indo-Chinese Gleaner，May，1818，p.9。〔编者按：引文据《大清历朝实录·仁宗朝》卷三百三十四，嘉庆二十二年九月辛酉，引御史盛惇大《严禁愚民越境酬神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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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贺长龄《耐庵公牍存稿》（1882），2/2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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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3b-14a；《大清会典事例》，400/1a，道光四年和十四年发表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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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上，33b，咸丰十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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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