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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大清会典事例》，39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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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学政全书》，64/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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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清政府编纂的《学政全书》并未对社学、义学作出区别，好像它们同属一个体系。织田万在《清国行政法分论》第三卷第5页中强调，“社学是由乡村创办维持的；而义学是绅士与普通百姓捐资创办的。”这一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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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举例来说，《严州府志》6/13a-b说，在地方上，义学“旧称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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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黎平府志》，卷四上，115b。修纂者还补充说：“各乡离城远近不一，岂能尽人负笈来城，故于巨乡大堡，另立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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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清朝文献通考》，69/5493，康熙五十四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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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学政全书》，64/7a。该上谕注明日期为乾隆五年〔编者按：应为乾隆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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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有关清政府授权在贵州省“城乡”均设置义学的命令，参见《学政全书》，64/7a〔编者按：应为73/6b-7b〕。《牧令书辑要》6/25b-27b引陈宏谋的文告〔编者按：《通查义学租田馆舍檄》〕，他也下令城乡均要设置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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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确山县志》，1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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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清远县志》，4/30b-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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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广州府志》，1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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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花县志》，5/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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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例见《南海县志》，8/28a；《番禺县续志》，10/23b-27a；《通州志》，5/80a-81b。不过，绅士常常专门为自己宗族的子弟创办学校，其事例可以参见《刘氏家乘》（1891），31/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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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九江儒林乡志》，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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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佛山忠义乡志》5/12b-13a中，叙述了一个显著事例，有一所社学成为当地文学竞赛的场所。这一做法开始于1703年，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后几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之时。《番禺县续志》10/27a中有一段叙述：“各乡书院，多为公共集议之地，会文讲学事闲举行。”此处的“书院”实际上就是乡村学校，其地位比真正的书院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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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南海县志》就在6/31b中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事例。19世纪最初几年，9个临近地区的居民共同创办了保良社学，以之作为地方上防御土匪的大本营。1854年，当红头贼起事之时，该社学的资金就用来支援训练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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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蔚州志》，7/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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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卢龙县志》，2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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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莘县志》7/3b中说，知县曹勇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创办了9所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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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丰镇县志书》3/10a-10b中说，雍正时期，官府在县城里创办了一所社学；道光时期，乡民在乡下创办了两所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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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确山县志》，7/8b、14/2b-3a、24/14a-b。1694年到1894年间，地方官员或绅士共创办了12所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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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盐源县志》（1891）1b中说，该县乡下共创办了40所义学，县城里创办了一所；县城义学是知县1874年创办的。《湘乡县志》4/17a-18a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资料：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奉旨很快建立一座义学。这所学校在咸丰十年被合并到一所书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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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靖边县志》，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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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在众多包含有关资料的地方志中，可以引用下列地方志：《邯郸县志》，14/53a-54b；《沔阳州志》，卷五《学校》，6a；《兴国州志》，9/4a-5a；《徐州府志》，15/4b-15a；《无锡金匮县志》，6/16a-23b；《广州府志》，66/20b；《东莞县志》，17/14b-15b；《阳江志》（1925），17/44b-49b；《寻甸州志》，7/28a-b；《镇南州志略》，3/16b-17b；《普安直隶厅志》（1889），7/1b；《永宁州续志》，（1894），5/1a-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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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关于雍正帝否决该巡抚请求的原因参见本章注释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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