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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8a-b；《大清会典事例》，4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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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学政全书》，4/1a-13a；《大清会典》，32/3b；《清朝文献通考》，69/5486以下，提供了管理学校、士子的基本规则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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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学政全书》，4/3b；《清朝文献通考》，69/5486。许多地方志也记载了这些措施的内容，如：《广州府志》，66/12b-13a；《浑源州续志》，2/8a-9b；《续修庐州府志》，17/5a-6a；《巴陵县志》，17/1a-b；《新宁县志》，15/5a-6a；《东莞县志》，17/6a-b。丁日昌《抚吴公牍》30/8a-b指出，直到1860年代，江苏松江府知府还在其管辖地区向所有学校印发这一文件，要求士子在每月的考试中背写八条准则中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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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学政全书》，4/3b-4a；《大清会典事例》，389/2b-3a；《清朝文献通考》，69/5492。康熙帝所写的这篇《训饬士子文》在许多地方志中也能找到，其中包括《广州府志》，1/9a-b和97/2b；《浑源州续志》，2/9b-11b；《巴陵县志》，17/3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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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雍正帝的《朋党论》收录在《学政全书》4/5a中，乾隆帝的文章收录在同书4/11a-12b中。许多地方志中也可以看到。根据《博白县志》6/5a所载，雍正帝的文章被刊印出来，分发给各地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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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大清会典事例》，38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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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清朝文献通考》，70/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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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大清会典事例》，38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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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大清会典事例》，332/1a和2a。然而，朱寿朋《东华续录·道光朝》32/2a-b中指出，旧禁令在1836年被恢复了。据他说，在道光十六年（正月辛丑日），清政府对湖南提学使进行惩罚，因为他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并准许书商刊印出售。不过，这一事例涉及的是政府官员，而非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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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学政全书》，7/1b、5a和7a；《大清会典事例》，330/1b-2a和39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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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学政全书》和《大清会典事例》，383/1a。还清参见织田万《清国行政法分论》，第三卷，第44—50页，引光绪《大清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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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织田万《清国行政法分论》，第三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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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Chung-li Chang，Chinese Gentry，pp.1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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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9页。〔编者按：《箸议》是龚自珍的一组政论文，《定庵文集》中收有第一、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八、第十九，此处疑非第九页，而是《箸议》第九。《箸议》第九讲人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与引文不类。查此段引文当出自管同《拟风俗札子》：“臣观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懦，台谏不争，而习以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天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见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四，又收入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关于龚自珍的生平，可以参见Hummel，Eminent Chinese，I，pp.43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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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管同（1792—1841）《管异之文集》，《拟言风俗书》，收入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七；《江宁府志》，卷十四之八，2a-b。根据赵翼《陔余丛考》28/2b中关于监生的说明，明朝时期的士子非常“自负”，其部分原因是明朝建立者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鼓励，明太祖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从国子监挑选64名监生，任命他们担任各种职务。次年，明太祖从中派出一些监生监督地方官和居民承担的水利工程。其中一些派出者还被赋予报告地方情况的职责，或受理由地方官处理但令人不满意的诉讼案件。根据顾炎武（1613—1682）《文集》卷一中三篇《生员论》，生活在明朝统治后期的生员“出入公门，武断乡曲”。显然，这种生员的行为，是清朝皇帝禁止他们出入衙门的一个原因。还需要补充的是，明代许多文人士子对政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可能是清朝禁止他们卷入政治的主要原因。有关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活动的扼要叙述，可以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2/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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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参见本章注释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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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黄六鸿《福惠全书》，3/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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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皇清奏议》51/5b中收录的江苏学政李因培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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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黄六鸿《福惠全书》，2/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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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大清会典事例》，400/2a。同书400/7a中指出，1876年（光绪二年）指示各省教育当局对不守规矩的文人态度要严厉，因为“川省讼棍，多系贡监文武生，唆架扛帮，大为民害”。清政府不时指出了类似的不规矩行为。参见《学政全书》，7/1b和4b-5a，1659年（顺治十六年）和1727年（雍正五年）清廷发布的一系列上谕。关于实际事例，可以参见《广州府志》，5/17b-18a、109/25a、129/23a和131/7b；《南海县志》，2/63a和19/7b；《广西通志辑要》，1890年增辑本，10/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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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清朝文献通考》，70/5506，雍正十三年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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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清朝文献通考》，24/5062，乾隆二十七年的一篇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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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3/13a。可以预料到，武生更为频繁违背清朝规定。例见《南海县志》，14/22a-b；《广州府志》，129/23a。两江总督沈葆桢在1878年的上奏中建议取消武生考试。他首先说武生对清朝的统治无益，接着写道：“而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盖名虽为士，实则游民。……故以不守卧碑注劣者，文生少而武生多，则又非徒无用也。”参见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5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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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大清会典事例》，383/3b，康熙十二年发布的一道上谕。这一行为的历史同科举考试制度本身一样久。参见赵翼的《陔余丛考·棘闱》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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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清朝文献通考》，70/5505，雍正十二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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