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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全中国之居民，大体上生活在乡村。……每村都有自己的头人。……这个头人是由村民选出……由当地主要人物一致挑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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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这种首领时，中国并无其他一些国家伴随着选举高级官员而出现的拉选票、竞争之类情事发生；中国之乡村首领选举更容易，因为任何乡村之居民一般都属于同一个宗族，或有一个宗族占支配地位，只需要选出宗族中最杰出的人作为首领就行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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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诗门（Samuel Mossman）在1860年代的著作，记载了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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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许多乡村并无政府官员。不过，每村都有自己的“头人”，由村民自己选出。……一般说来，这种头人是从村中最有势力之宗族选出来的；或者说，一个宗族就是一座乡村，该头人就是这唯一宗族中最富有、最有势力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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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在大约20年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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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领导权同宗族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后者并未得到政府的承认。但是在每个村子里占绝大多数的宗族，一般从其成员中选出“长者”（亦即正式头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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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的观察并非每个细节都正确，但指出了乡村官方领袖绝不是由村民普选的。杨懋春对近代山东一座村庄流行的“选举”程序的描述，确认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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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之初开会选举“乡长”（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庄长”）及其主要助手和其他下属公职人员。参加选举会的是各家族中上了年纪的成员……但村中上层家庭之家长并不出席。很多农民对村中事务并不感兴趣，认为自己没必要参加会议……选举很不正规，没有投票，没有举手表决，也没有候选人竞选。选举会是在村塾或其他惯常集会场合举行的。当代表每个家族之成员到来之后，主持人就站起来说：“各位叔伯、兄弟，俺们现在开始商量俺们村子大家都关心的事。你们都知道，俺们的庄长潘继伯过去一年里干得很好，为大伙做了许多事。……潘继伯现在任满了，该重新挑选俺们的庄长和其他人员。”……主持人开场白之后，大伙一时不说话。然后一名到会者（通常具有一定地位）就会说：“既然恒立伯刚才说潘继伯在过去为大伙做得很好，俺不知为什么让他退职？……”村中其他“官员”……也同时选出，但方式更不正规、庄重。庄长要挑选一两个助手，通常是他过去的助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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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位作者的说法，有闲暇、有能力、品德高尚、老练持重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方领袖。他所研究的庄长，既不是务农者，也不是工匠。他是一个口齿伶俐的社会活动家。当情况容许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玩弄卑鄙的阴谋诡计。他非常乐意承认自己是乡绅之手下，并为他们效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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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选”出来的村庄头人也会被村民废黜，换另一个人。[36]在理论上讲，这不无正确。但事实却常常是，在职者愿意当多久就当多久。即使是因其任职令人不满意而导致的罢免，也常常是遵循村中精英的意志，而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杨懋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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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人被挑选担任村子领袖，他就有可能长期连任。一些村民会对他不满，但是只要他不犯严重的错误，村民们也不会费事去另选他人。如果他本人的确不想再担任，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有地位的村民，选举会的主持人就会在开场白中说明他的用意，村民就不会再选他。如果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要么他本人没有颜面再继续任职，要么村中非官方领袖要求他去职。在这种情况下，主持选举之人就会暗示说应该重新挑选庄长，村民们随声附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挑选谁事先就安排好了，选举只不过是一种程序。真正之权力掌握在非官方领袖手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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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讨论非官方领袖的情况。根据步济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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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宗族族长的社会地位或“资格”，从中挑选头人（非官方领袖）。中国所用“资格”一词，指的是一个人的年龄、财富、学识和社会影响力的综合评估。这种乡村首领并不是按任何规定之制度选出来的，但是在一首领去位或去世之时，一般很容易看出，是谁自然地拥有控制村子事务之权力。这个人会在重要家庭家长的非正式会议里被任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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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官方领袖或“长者”进入乡村领导阶层，凭借的是其特殊的资格：年龄、财富、学识、家族地位和个人能力。[39]他们是被承认的而非被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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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名乡村领袖没有必要拥有所有这些资格，[40]各种资格所占的权重也各不相同。相比于官方领袖来说，非官方领袖甚至更必须是有闲暇、有威望和有才能的人。闲暇和威望通常伴随着财富和学识而来。这些很少（如果曾经）是胼手胝足的人所拥有的特权。即使是作为必备资格之一的年龄，也非决定性因素。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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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本身并不是领导权的一项资格，但人的品质确实只有在长年的生活中才表现出来，人们认为年纪大的人经验丰富。……领袖要成功地行使职责，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对村民的了解；只有那些有空常去酒馆，并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的人更容易获得这种了解。……以前同现在一样，领导资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渐渐与某些特征相关——年龄、财富、学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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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学识和头衔的士子，假如他还足够聪明，或多少有些财富，那么很容易成为非官方领袖。按照19世纪的一位学者的看法，有学衔的士子，必然是村庄头面人物中的实际领导人。[42]由于他有条件同州县官员联系，因而在其乡邻中是著名人物。尽管他或许并不具有直接控制村中事务的独断权力，但在解决争端或创办地方事业时，村民要经常寻求他的帮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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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通过村民默认的习惯式投票而得到位置的村庄领袖，无一不是地位突出、有势力的乡绅或士子。他们也是具有明显影响力家庭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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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从我们所能收集到的有限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只要谈到领导权，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村庄的确并不是自治的、民主的共同体。“官派”或者说官方领袖虽然独立于保甲（警察）和里甲（收税者）头领，但由于他们必须经过政府任命，而且从属于政府当局，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控制。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是由其乡邻提名的，但事实上更多的是出于村中“头面人物”的意志，而非大多数村民自由选出来的。“非官派”或者说非官方领袖，他们的地位并不是州县官员给予的，而且或多或少不受政府干涉，因而没有取得村中事务的指挥权，这是民众授权或村民选举的一个结果。他们成为乡村领袖，是公众承认或“民意”的结果；但是“一般说来，民意并不是指小农的看法，而是乡绅和族长的意见”。[44]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如下事实造成的：中国社会普遍的阶层划分，一直向下延伸到村庄；[45]这种阶层划分虽然并无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特点，但是仍然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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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清王朝只要控制了乡村领袖，尤其是控制了在乡邻中比官方领袖拥有更重要地位的非官方领袖，那么就能有效地统治中国乡村。换句话说，清王朝控制乡村的效果取决于控制乡绅的能力。至于清王朝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讨论乡村曾经从事的主要活动类型之后，再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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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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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各村庄活动的类型及进行程度因村子大小、位置及其一般环境不同而有极大区别。在许多情况下，从众多史料来源中搜集的事例可以反映一些村庄举行活动可以达到的最大程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一般中国村庄是一种有组织、充满活力的社会。许多村庄活动的目的多少有些消极，是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不是促进公共福利或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46]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乡绅或士子通常掌握着村子的领导大权，因而村民大众参加村庄活动，不过是出劳力或拿出很少的一点钱。通常是乡绅或文人提出点子，并拟定计划，指导进行，提供或收集必要的资金。无论是什么样的需要组织才能或个人威望的工作，农人的角色都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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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笔者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因而不能全方位地考察村庄活动的各方面，只能探讨一些突出面向。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它们分成四个方面：宗教活动、经济活动、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乡村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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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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