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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经常为其乡邻设法提供桥梁、道路、渡船的服务。方志中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事例。例如，广东花县一位白手起家、亦商亦官的人，就捐资3，000多两银子，修建一条石板路，从他的村子延伸到最近的集市；这条石板路在1893年完成。[66]无数个事例记载乡绅造桥、摆渡的“义行”。[67]在一些地区，归功于乡绅的桥梁数量相当大。[68]这些工程是乡绅靠自己个人能力完成的，而不是在他们领导下由乡邻集体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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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经常在乡间大路旁适宜的地方修建茶亭，为行人提供方便。施美夫爵士1845年9月造访浙江宁波城外一座乡村时，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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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三四英里，就有一座茶亭。行人可以在此休息，享受由富者和好施者提供的免费茶水。……捐资修建茶亭的人所得的回报是，生前受人尊敬，死后享受荣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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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建筑，在清帝国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尤其是南方省份。例如，坐落在广东南海县佛山镇的“乐善茶亭”，建造于1871年，可能就是该繁荣城镇的“士商”（士子和商人）修建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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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民所承担的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同“水利”（灌溉）和防洪有关的工程。前者主要是通过修理沟渠或水道、池塘、水库和堤堰表现出来，后者主要是通过整理圩堤或河堤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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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虽然并不负责整修乡村中的灌溉渠道或堤堰，但鼓励私人整修，对他们因整修而得到的“水利”给予法律保护。如果未经所有者允许就从他们的水库、池塘或沟渠取水，就是犯罪，要受到惩罚。[71]尽管清政府竭力鼓励，或给予保护，但是，各地乡村进行的地方灌溉工程有极大的区别。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北方省份，村民对灌溉事业相当冷淡。18世纪一位陕西巡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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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到处可行水利。无如司事者意计所在，既不与民瘼相关，小民心知其利，又复道谋筑室，不溃于成。即向来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废而不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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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该省某县，在一名心地善良的知县于1872年提议修建水利工程以前，村民享受不到任何水利。[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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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他地区，村民对整修灌溉工程非常积极。在直隶、安徽、江苏、广东和江西等省，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很明显都是由有关地方的村民发起并修建的，而且一直保留到最近。[74]其中一些工程还十分宏伟。广东东莞县的“水南新”是1901年由村民集资修建的，长1，100多丈（大约4，400码），可以灌溉700多亩农田。每人捐资多少，与其得到灌溉的土地量成正比。[75]在同省的另一村，包括地主和佃户在内的村民自己对较小的沟渠进行修理。[76]安徽巢县的村民，“私力”挖池塘，灌溉耕地。[77]在广西融县，居住在宝江和浪溪江沿岸的农人，用树木、石头筑陂，导引江水灌溉自己的农田；[78]在贺县，居住在临江沿岸的居民，“塞坝灌田，一邑禾谷多半产此”。[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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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村民成立较为正式的组织，以承担整修和管理水利工程。在19世纪晚期的山西翼城县，村民设置了一些“渠长”，由他们负责管理灌溉事务。[80]在广东花县，村民成立了“陂水会”，由其管理一条可以灌溉6，000多亩耕地的陂塘。一部地方志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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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陂水会董辖，每遇大水，随决随修，按照受灌荫之田，收租为修筑工役之需，以所占额米多少占水分多少。近年象山村江浩然、江汝楠提倡大加修筑，力劝陂会份内田主，按照额米多少捐金，由江临庄、江日新、江云藻等经营，董其成，每额米一石捐银一千四百元。……其修筑采用新法，悉以红毛泥构结，费达万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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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王朝崩溃之后，这个“陂水会”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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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灌溉工程（特别是设立组织负责的灌溉工程）是由地主举办的。一些举办者很可能来自绅士家庭或势力大的家族。上引资料中所提到的人物，虽然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说明，但是很明显来自一个家族。另一些事例也表明，灌溉工程毫无疑问是由绅士领导完成的。在直隶邯郸县，许多水闸都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某个时期修建的。其中一个水闸叫罗城头闸，可以灌溉15个村子村民耕种的8，000多亩土地。在“绅耆”李国安的指导整修下，这个水闸可以增加灌溉20，600亩的耕地。[82]在广东花县，有一名商人（1870年左右被赏给五品官衔），据说在退职以后负责发起修建一组水闸，给他的村子带来了丰富的水利。[83]1805年的进士邓应熊（他随后在河南省担任知县）在他东莞家乡的村子提议并完成了对一条沟渠的重修。[84]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提议者是地方官员，工程常常也是由乡绅完成的。没有乡绅的合作，官府提议是得不到实行的。因此，安徽合肥知县发现，要想有效地完成修造一系列水库，就很有必要“躬至乡村，与绅士、耆老议”。[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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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对水利非常热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乡绅都是地主，他们很清楚保证租种其土地的农人丰收的重要性。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也懂得灌溉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们没有威望、财富或知识，自然不得不让乡绅扮演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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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事务的基本情况也是一样，虽然清政府在其中的角色要突出些。在一些地区，尤其在华北，为了防洪，村民将其村落建在适宜地点；1882年，英国一些官员指出：“拥有400间房屋和4，000名居民的王徐庄子，坐落在一个高出周围地区5英尺的土岗上。这显然是为了保护村子免受该地区可能发生的洪水的侵害。”[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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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经常采用的防洪方法，是修建圩堤或河堤。如果需要紧急整修，可能就由有关的村社来承担。19世纪一位西方学者就指出：“一旦洪灾就要降临，村长指挥村民轮班工作，用手边可以取得的各种泥土建造防洪堤。”[87]但是一般说来，地方政府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许多圩堤都是由村民和地方政府共同修建和维持的。在广东佛山镇乡村地区，虽然圩堤是由村民自己负责整修的，但至于规模较大的防洪工程，则必须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才能完成。[88]政府会拨款给村子用于修建防洪工程，资金通常由乡绅保管；1886年广东花县修建的一座圩堤，就是这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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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许多防洪工程得以完成，正是由于官绅合作。1820年，广东南海县3名地位较高的绅士捐资75，000两银子，配合该省当局所拨的80，000两银子用于整修、加固一道重要防洪堤。[90]1879年，该县知县签发文件批准一名绅士的建议，规定对每亩土地征收2两银子（其中60%由地主出，40%由佃户出），用于修建一道防洪堤，保护两个村子免受洪水袭击。这道堤防后来被洪水毁坏了，知县又批准一名举人的请求，对每亩土地征收1两银子（其中70%由地主出，30%由佃户出）进行整修。[91]在直隶正定县，县衙门于1873年决定在漕马口修建一道堤防。这一工程的修建对一个村子不利，在当地一名生员的领导下，经过适当调整后得以成功完成；在知县“分派委员绅士”的监督下，其他堤防也同时修建完成。[92]另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官绅合作事例，发生于湖北沔阳州。在那里，防洪堤把大小不同的地方围起来，当地称为“院”〔编者按：今通常写作“垸”〕。按照地方志的记载，由于这种地方一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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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院。如是者百余区。……院必有长，以统丁夫，主修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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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多其他事例，所需资金部分由受到防洪堤保护的土地摊派，部分来自绅士捐献，部分来自政府拨款。但是在沔阳，绅士独自承担起监督和管理堤堰工程的责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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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并不总是采取合作的态度。一些地方官逃避自己的职责，让村民（绅士和平民）自己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工程都没有官府的帮助或监督，由此就出现了“官圩”和“民圩”的区别。根据一部江西地方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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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备水患者……或径数百丈，或周回一二里……迨经倾圮，相缘请帑。官府患帑之弗克给，乃以载诸旧册者为官修之圩，续增者为民修之圩。民修之圩，准其立案，官不勘估，不给帑培修。……故有官圩、民圩之目。[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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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南昌县这种官圩和民圩之间的区别在其他地区也存在。[96]不过，圩堤工程中所提到的“民”，同灌溉工程中的一样，都是指“绅士领导下的村民”；即使这种“领导”并未被指明。显然，“民”一词的使用，是从与“官府”或“官”对比的层面而言的；并不是从与特殊地位的人对比的“平民”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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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明显，这一点对于资料的正确解释很重要。江西南昌县一条全长4，800丈（大约19，200码）的圩堤，据说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由“村民自己”修建的。[97]很难想象财产有限、知识缺乏的普通农人不靠乡绅的领导，能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事实上，无论防洪工程的难易程度如何，农人在其中常常扮演的是从属的角色。地方志中所记载的许多事例，都显示是由退职官员和有头衔之士子来实现这种计划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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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防洪或灌溉事务的乡绅，并不一定都是正直、诚实的，其中一些人利用情势和个人地位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绅士之行为不一定都被记载下来，但偶尔会有意无意地被暴露出来。1873年被任命的安徽庐州府知府签发的一件布告，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让大家清楚了解他的目的在于“禁江坝积弊”，因此要求“各圩绅董”向知府衙门呈交修建计划，并威胁要严办那些利用修建或整修圩堤机会中饱私囊的乡绅。[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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