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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院。如是者百余区。……院必有长，以统丁夫，主修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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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多其他事例，所需资金部分由受到防洪堤保护的土地摊派，部分来自绅士捐献，部分来自政府拨款。但是在沔阳，绅士独自承担起监督和管理堤堰工程的责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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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并不总是采取合作的态度。一些地方官逃避自己的职责，让村民（绅士和平民）自己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工程都没有官府的帮助或监督，由此就出现了“官圩”和“民圩”的区别。根据一部江西地方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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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备水患者……或径数百丈，或周回一二里……迨经倾圮，相缘请帑。官府患帑之弗克给，乃以载诸旧册者为官修之圩，续增者为民修之圩。民修之圩，准其立案，官不勘估，不给帑培修。……故有官圩、民圩之目。[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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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南昌县这种官圩和民圩之间的区别在其他地区也存在。[96]不过，圩堤工程中所提到的“民”，同灌溉工程中的一样，都是指“绅士领导下的村民”；即使这种“领导”并未被指明。显然，“民”一词的使用，是从与“官府”或“官”对比的层面而言的；并不是从与特殊地位的人对比的“平民”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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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明显，这一点对于资料的正确解释很重要。江西南昌县一条全长4，800丈（大约19，200码）的圩堤，据说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由“村民自己”修建的。[97]很难想象财产有限、知识缺乏的普通农人不靠乡绅的领导，能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事实上，无论防洪工程的难易程度如何，农人在其中常常扮演的是从属的角色。地方志中所记载的许多事例，都显示是由退职官员和有头衔之士子来实现这种计划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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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防洪或灌溉事务的乡绅，并不一定都是正直、诚实的，其中一些人利用情势和个人地位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绅士之行为不一定都被记载下来，但偶尔会有意无意地被暴露出来。1873年被任命的安徽庐州府知府签发的一件布告，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让大家清楚了解他的目的在于“禁江坝积弊”，因此要求“各圩绅董”向知府衙门呈交修建计划，并威胁要严办那些利用修建或整修圩堤机会中饱私囊的乡绅。[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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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战胜洪灾。古柏察描述了19世纪中叶浙江省一个地方的村民在洪水面前徒劳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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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我们在浙江省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地区停留了6个月。这一期间，先是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接着是一个淹没整个乡村地区的洪灾，这个地区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海洋，树和村子漂浮在海面上。中国人知道洪灾过后是饥荒，收成将毁于一旦，他们展现出惊人的努力和坚忍，与不幸的命运搏斗。他们首先试着在田地周围筑高圩堤，然后竭力排干田地里的水。但是，当他们艰难而辛苦的工作就要成功之时，倾盆大雨再次从天而降，田地再次被淹没在沼泽中。整整3个月，我们亲眼目睹他们不停地努力，一刻也未停下来。……然而，洪灾难以控制，村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些可怜的受难者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不得不抛弃他们辛勤耕耘过的田地。他们一群群地聚集起来，背上口袋，背井离乡，到处乞讨。……整个村子都变成了废墟，无数个家庭逃荒到邻近省份寻找生存机会。[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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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人经济利益有关的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是守望庄稼。由于庄稼很容易遭贼偷窃和动物毁坏，因而需要保护。在一些乡村地区，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共同守望庄稼。比如，在19世纪河南鹿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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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麦继登，贫家妇女联翩至野拾取滞穗，狡悍者或蹈隙擸取，往往构衅致讼。秋成时，各伍私相戒约，拾穗有禁，其有私放牛马及盗取麦禾者，则严其罚，名曰阑青会。[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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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守望庄稼，保护了每个农人的利益。但是，组织和领导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类似村长的乡村头领（他们大概也有土地）的身上。西方一位学者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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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在长者的领导下参加某些特定的活动。最通常的情况是成立“青苗会”，或称“庄稼保护会”。每个家庭都必须出一定数目的壮劳力，轮流守望快要成熟的庄稼。[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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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位西方学者在19世纪末的研究，所需花费由地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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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会）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而只是……在一些地区才能看到。……如果聘请了一些固定的人（守望庄稼），费用由村民分担，事实上就是地税，数额与土地的多少成正比。[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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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区，偷盗者受到的惩罚非常严厉。19世纪晚期，一名总督上奏说：云南某地，一个倒霉的人摘了邻居家的几个玉米穗，守望者发出警号，抓住了他。“根据村俗，长者开会讨论如何惩罚”，其母亲被迫画押同意判决之后，这个偷窃者被处死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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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守望组织的村子在偷盗抢劫者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官府可能提供的有效保护。陕西省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事例。巡抚陈宏谋在1745年发布的一道命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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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闻有一种游棍恶贼，寄宿野庙空窑，乘秋禾方熟未割之时，三五成群，昏夜偷割。竟有每夜偷割至三五亩者。所偷之禾，即左近货卖。亦有一二无田之家窝留此辈，利其得禾转卖分肥者。[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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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庄稼守望组织多么有用。如果我们还记得并不是所有中国乡村都是组织良好的社区，而其中的小村子根本算不上社区，那么，对于前面所说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成立了类似青苗会的保护庄稼组织”的事实，就不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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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众多税吏敲诈勒索及其他邪恶习惯，一般乡村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帮助或要求村民准备好交税，以便尽量减少被敲诈勒索的机会。江西巡抚在1885年一篇上奏中就汇报了下列有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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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江西从前完纳丁漕，民间向有义图之法，按乡按图，各自设立首士，皆地方公正绅耆公举轮充，且有总催、滚催、户头，各县名目不同，完纳期限不一。严立条规，互相劝勉，届期扫数完清，鲜有违误。[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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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巡抚继续说道，由于战争的影响，上述制度遭到破坏。拖欠者越来越多，粮食税和赋役税越来越少。但是在制度继续得到维持的地方，村民们还能全额地交税；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从未低于规定额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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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这种自愿性制度的运作方法，同时期另一名官员的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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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轮一甲充当总催，择本甲勤干之人为之，名曰现年。……有现年之图甲，差役不得上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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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份也上报了几个类似的事例。1860年代担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在一道指示中说，由于当时催收钱粮的方法对“小民”来说十分艰难，因而最好采取武阳县“义图办粮”的方法代理收税。丁日昌在另一个文件中又提到高邮州采用了这个方法。[108]这种方法同上述江西所采取的相比，至少有一点是不同的：它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非地方努力的产物。在广东南海县，一名在1862年被清廷恩赐举人头衔、次年又得到国子监司业头衔的长者，为其图组织内所有甲长修建了一座会馆，作为他们聚会的场所，以及收纳钱粮的地点。结果，“乡中无催科者至”，[109]与江西的自愿制度取得了相同的效果。不过，这只是个人的慷慨行为，而非全体村民集体合作的结果。与此不同的另一种做法，发生于广东南海儒林乡，由宗族承担起反对税吏敲诈勒索、保护纳税者的义务。根据一位地方志修纂者1880年代的记载，由于情况令人难以承受，因而该乡的一些宗族准许宗祠管理者催征收缴各户税款，从而减少衙门代理人敲诈勒索的机会。[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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