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6752
合作守望庄稼，保护了每个农人的利益。但是，组织和领导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类似村长的乡村头领（他们大概也有土地）的身上。西方一位学者观察到：
1703096753
1703096754
村民们在长者的领导下参加某些特定的活动。最通常的情况是成立“青苗会”，或称“庄稼保护会”。每个家庭都必须出一定数目的壮劳力，轮流守望快要成熟的庄稼。[102]
1703096755
1703096756
根据另一位西方学者在19世纪末的研究，所需花费由地主承担：
1703096757
1703096758
（青苗会）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而只是……在一些地区才能看到。……如果聘请了一些固定的人（守望庄稼），费用由村民分担，事实上就是地税，数额与土地的多少成正比。[103]
1703096759
1703096760
在一些地区，偷盗者受到的惩罚非常严厉。19世纪晚期，一名总督上奏说：云南某地，一个倒霉的人摘了邻居家的几个玉米穗，守望者发出警号，抓住了他。“根据村俗，长者开会讨论如何惩罚”，其母亲被迫画押同意判决之后，这个偷窃者被处死了。[104]
1703096761
1703096762
没有守望组织的村子在偷盗抢劫者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官府可能提供的有效保护。陕西省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事例。巡抚陈宏谋在1745年发布的一道命令中说：
1703096763
1703096764
乃闻有一种游棍恶贼，寄宿野庙空窑，乘秋禾方熟未割之时，三五成群，昏夜偷割。竟有每夜偷割至三五亩者。所偷之禾，即左近货卖。亦有一二无田之家窝留此辈，利其得禾转卖分肥者。[105]
1703096765
1703096766
这显示了庄稼守望组织多么有用。如果我们还记得并不是所有中国乡村都是组织良好的社区，而其中的小村子根本算不上社区，那么，对于前面所说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成立了类似青苗会的保护庄稼组织”的事实，就不会感到奇怪。
1703096767
1703096768
为了防止众多税吏敲诈勒索及其他邪恶习惯，一般乡村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帮助或要求村民准备好交税，以便尽量减少被敲诈勒索的机会。江西巡抚在1885年一篇上奏中就汇报了下列有趣的制度：
1703096769
1703096770
查江西从前完纳丁漕，民间向有义图之法，按乡按图，各自设立首士，皆地方公正绅耆公举轮充，且有总催、滚催、户头，各县名目不同，完纳期限不一。严立条规，互相劝勉，届期扫数完清，鲜有违误。[106]
1703096771
1703096772
该巡抚继续说道，由于战争的影响，上述制度遭到破坏。拖欠者越来越多，粮食税和赋役税越来越少。但是在制度继续得到维持的地方，村民们还能全额地交税；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从未低于规定额的90%。
1703096773
1703096774
关于上述这种自愿性制度的运作方法，同时期另一名官员的记述如下：
1703096775
1703096776
每期轮一甲充当总催，择本甲勤干之人为之，名曰现年。……有现年之图甲，差役不得上门。[107]
1703096777
1703096778
其他省份也上报了几个类似的事例。1860年代担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在一道指示中说，由于当时催收钱粮的方法对“小民”来说十分艰难，因而最好采取武阳县“义图办粮”的方法代理收税。丁日昌在另一个文件中又提到高邮州采用了这个方法。[108]这种方法同上述江西所采取的相比，至少有一点是不同的：它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非地方努力的产物。在广东南海县，一名在1862年被清廷恩赐举人头衔、次年又得到国子监司业头衔的长者，为其图组织内所有甲长修建了一座会馆，作为他们聚会的场所，以及收纳钱粮的地点。结果，“乡中无催科者至”，[109]与江西的自愿制度取得了相同的效果。不过，这只是个人的慷慨行为，而非全体村民集体合作的结果。与此不同的另一种做法，发生于广东南海儒林乡，由宗族承担起反对税吏敲诈勒索、保护纳税者的义务。根据一位地方志修纂者1880年代的记载，由于情况令人难以承受，因而该乡的一些宗族准许宗祠管理者催征收缴各户税款，从而减少衙门代理人敲诈勒索的机会。[110]
1703096779
1703096781
与地方秩序相关的活动
1703096782
1703096783
在中国乡村，保甲头领作为清政府的代理人，承担起侦探犯罪活动、防止不良分子藏匿在乡邻的职责，除了他们之外，许多村子都有自己的头领，村民依靠他们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和平和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乡村头领履行的是地方官的职责，特别是解决乡间争端，防止村民的言行举止脱轨，在社会动荡期间组织所在村社反抗土匪的抢劫。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在19世纪最后几年观察指出，本来应该由地方官承担的“大量的事务”，落到了“他那没有官职的伙伴”——村庄领袖——的肩上。[111]虽然“大量的”一词含有对乡村领袖角色的高估，但他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
1703096784
1703096785
解决地方争端是这些乡村头领的职能之一。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为解决地方争端而设，不过通常每个村庄适合担任仲裁工作的人，都是被村民认可的。这些人通常以正直、公正和思维敏捷而著称。他们可能属于有财产、有地位的家庭；或者如同华南许多地方一样，他们是宗族的族长。虽然绅士地位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谁拥有学识，谁就明显拥有优势。[112]在一些乡村，由村长之类的头领充当仲裁人。[113]无论仲裁者的个人条件和地位如何，他们的仲裁一般都得到争论双方的尊重。
1703096786
1703096787
仲裁的范围，小到解决村民之间的小争吵，大到解决宗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下面是韩兆琪（1878年取得贡生身份）成功化解广东番禺县一个村子宗族内部宿怨的一个好例子：
1703096788
1703096789
古坝韩姓同宗也，分东西两大房。两大房为争潼道门楼……酿成械斗，乡人奔避，族法无从制止。官示亦不能禁遏。正绅三五人以宗谊请回乡调处，兆琪不避艰险，亲临斗境，和容正论，调护两方，悉降心相从。[114]
1703096790
1703096791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并不怎么引人注意。许多村民争端和邻里争吵，都是在村子或乡镇茶房里解决的：争端双方、仲裁者和旁观者都聚集在茶房，仲裁者首先听取双方理由，然后作出仲裁。如果没有其他处罚，那么被判决无理的一方要支付所有在场人的茶钱。[115]
1703096792
1703096793
在乡下，打官司通常要花很多钱财，而且很麻烦，有时候无论对被告或原告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116]在衙门外解决对双方都最为有利。心地善良的地方官员就常常说最好不要打官司，并将诉讼双方发送回各村，由其乡邻仲裁解决。[117]充满感激的村民就会提供帮助给有效率的仲裁者作为回报；就像下面这位明显有文学天分而没有财力的生员：
1703096794
1703096795
新昌俞君焕模，贫士也，道光己亥科乡试，俞欲往而窘于资，因忆及往年曾为某村息讼事，姑往干谒。至则村人欢迎，争为设馔，赠以二十余金。……赴杭……入试闱……竟得解元。[118]
1703096796
1703096797
然而，并不是所有仲裁都很有效。一般说来，非常严重的争端不能诉诸仲裁。关涉“人命”的案件，一般由衙门解决，即使并没有发生什么犯罪（谋害或谋杀）也是如此。因此，被牵涉进去的村民就经常受到衙门走卒或乡间恶棍的敲诈勒索。19世纪，发生在南方一个村子的媳妇自杀案件，就毁灭了一个富裕之家。[119]此外，只要诉讼案件是“讼棍”以及那些与他们狼狈为奸者的收入来源，仲裁就永远取代不了由衙门进行的审判。[120]
1703096798
1703096799
或许，村民所遭受的最大不幸是仲裁并不总是公平、公正。下列对华南一座村子情况的描述就反映了这一点：
1703096800
1703096801
在凤凰村，仲裁并不总是不偏不倚地进行的。该村发生的许多事例都表明大家族或房能够误导仲裁或让它流产，而村长又被他们左右。如果被害一方所属家族已经没落，或者没有近亲，而他的财力和学识都有限，那么，他就很难向有强大家族支持的冒犯一方完全讨回公道。如果被害方坚持要求讨回公道，村长或许会给予，而有势力之家族成员则会采取各种各样间接手段，无休止地折磨被害方，直至使之屈服。[121]
[
上一页 ]
[ :1.7030967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