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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丁日昌《抚吴公牍》，45/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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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南海县志》，2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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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九江儒林乡志》，21/30a。其他事例引见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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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Douglas，Society in China （1894），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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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例见：《东莞县志》，68/5b、15a-16a和70/8a、12b、15b；《续修庐州府志》，54/9a和57/2b、4a、6a；《莘县志》，7/2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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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翼城县志》，3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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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番禺县续志》（1911），22/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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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Martin Yang，A Chinese Village （1945），p.196：“许多社区争端和邻里纠纷，都是在市镇茶馆里通过喝所谓的‘调解茶’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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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例见骆秉章1861年担任川陕总督后所写的《戒讼文》。他生动地描述了打官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警告所有居民不要打官司。他的文章以两句俗语开头：“饿死不可做贼，气死不可告状。”“守衙役，平地虎。”参见《花县志》，10/34a-b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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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例如，1801年中举、先后担任江西弋阳和赣县知县的杜宏泰，就以如下方式处理所有诉讼案件：“讼者挟牒至，常委曲譬喻，令归听乡邻居间。必不得已，则立为剖讯，两造无留难。”参见《巴陵县志》，31/6a。黄六鸿在其《福惠全书》11/16a中也记述说：“每岁值乡农播种之时，有司悬牌，大书‘农忙止讼’四字……非有命盗逃人重情，一概不准。此系从来定例。”黄此书作于1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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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9/15b。引见《中和》月刊第1卷第109页。〔编者按：一士《彝斋漫笔》，《中和》月刊第1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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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丁日昌《抚吴公牍》，20/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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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江津县志》卷一上，17a，关于在中国西南一乡村发生案件的叙述。这一事例证明一句客家小调：“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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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Daniel Kulp，Country Life （1925），p.323。斜体是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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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佛山忠义乡志》，17/1b：“旧志有乡禁一门，皆关乡中利弊，由士民请官核定。”参见Daniel Kulp，Country Life，pp.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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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花县志》，9/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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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5），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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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南海县志》15/1a。还请参见胡适的大作《四十自述》（1933，第4—5页）。胡适说，只要他父亲要回家（安徽绩溪县）的消息传来，周围20里内的赌馆、鸦片烟馆立马关闭，避免遭到这位长者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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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花县志》，9/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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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Huc，Chinese Empire （1855），II，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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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8a-27a；《江西通志》，卷首之四，3b；《通州志》（1879），7/25a-26a；《续修庐州府志》，22/2b、26/27b、27/1a、34/11a-12b、36/1b和卷38各页；《邯郸县志》，10/14b；《花县志》，6/6a-b。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团练非常有用，因而建议清廷以之作为建立清帝国近代军队的基础。参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7a-28b。根据《清史稿·兵志四》，1a-8b的记述，“乡兵始自雍、乾，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嘉庆间，平川、楚教匪，乡兵之功始著。道光之季，粤西寇起，各省举办团练，有驻守地方者，有随营征剿者。”曾国藩把团练区分为“团”和“练”，主要是把前者同保甲连在一起，把后者同“勇”连在一起。曾国藩《复刘詹崖》：“团练一事，各省办法不同。……约而言之，不外两端，有团而兼练者，有团而不练者。团而不练者，不敛银钱，不发口粮，仅仅稽查奸细，捆送土匪，即古来保甲之法。团而兼练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参见曾国藩的《曾文正公书札》，1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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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续修庐州府志》，49/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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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澉志补录》（1935），32a-b和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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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引见刍厂《寄轩杂识》，《中和》月刊1942年第三卷第六期第128—132页。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49b，关于这一事例的叙述过于热情。在同书甲集尾，17b，他补充说：“（包）立身本村氓，不识字……其起事也……自言与仙人往来……每出战，立身挺身大呼而前，不持兵，贼见之，辄辟易。……越人皆谓有神助，益附之。然竟破灭。越中故家大族多诛灭无遗类。……乡人颇言其有异志，不以朝廷为念云。”以这种观点来看，包立身并不是一个普通农人，而是具有某些“异端邪说”思想的文盲实践者。他借口反对太平天国，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实现自己的秘密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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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例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2b；《巴陵县志》，19/10b-20b；《靖州乡土志》（1908），1/25a、42a-b、43b、47a；《广州府志》，81/30a、82/5b、16b、18b和134/25b-26a；《郁林州志》，18/1b-73b；《徐州府志》，卷二十二，中之下，9a-b；《滁州志》，卷七之五，3b-4a；《续修庐州府志》，48/2b、53/17a-b和54/8a；《蒙城县志书》，6/4b-15a；《卢龙县志》，19/13a-b；《邯郸县志》，10/35a和44a-b；《莘县志》，7/30a和35b-36a；《郓城县志》，10/3a-b和5b；《江津县志》，3/17a-b和18a；《富顺县志》，12/57b。在一些地区，由于非常需要由乡绅来领导，一些团练的负责人并不一定是有关村社的居民，广西一些“城乡皆设团防（亦即团练）”的地方和一些“绅士人众，可为首领”的地方，即是如此。参见《股匪总录》（189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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