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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Daniel Kulp，Country Life （1925），p.323。斜体是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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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佛山忠义乡志》，17/1b：“旧志有乡禁一门，皆关乡中利弊，由士民请官核定。”参见Daniel Kulp，Country Life，pp.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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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花县志》，9/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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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5），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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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南海县志》15/1a。还请参见胡适的大作《四十自述》（1933，第4—5页）。胡适说，只要他父亲要回家（安徽绩溪县）的消息传来，周围20里内的赌馆、鸦片烟馆立马关闭，避免遭到这位长者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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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花县志》，9/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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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Huc，Chinese Empire （1855），II，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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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18a-27a；《江西通志》，卷首之四，3b；《通州志》（1879），7/25a-26a；《续修庐州府志》，22/2b、26/27b、27/1a、34/11a-12b、36/1b和卷38各页；《邯郸县志》，10/14b；《花县志》，6/6a-b。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团练非常有用，因而建议清廷以之作为建立清帝国近代军队的基础。参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7a-28b。根据《清史稿·兵志四》，1a-8b的记述，“乡兵始自雍、乾，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嘉庆间，平川、楚教匪，乡兵之功始著。道光之季，粤西寇起，各省举办团练，有驻守地方者，有随营征剿者。”曾国藩把团练区分为“团”和“练”，主要是把前者同保甲连在一起，把后者同“勇”连在一起。曾国藩《复刘詹崖》：“团练一事，各省办法不同。……约而言之，不外两端，有团而兼练者，有团而不练者。团而不练者，不敛银钱，不发口粮，仅仅稽查奸细，捆送土匪，即古来保甲之法。团而兼练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参见曾国藩的《曾文正公书札》，1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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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续修庐州府志》，49/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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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澉志补录》（1935），32a-b和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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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引见刍厂《寄轩杂识》，《中和》月刊1942年第三卷第六期第128—132页。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49b，关于这一事例的叙述过于热情。在同书甲集尾，17b，他补充说：“（包）立身本村氓，不识字……其起事也……自言与仙人往来……每出战，立身挺身大呼而前，不持兵，贼见之，辄辟易。……越人皆谓有神助，益附之。然竟破灭。越中故家大族多诛灭无遗类。……乡人颇言其有异志，不以朝廷为念云。”以这种观点来看，包立身并不是一个普通农人，而是具有某些“异端邪说”思想的文盲实践者。他借口反对太平天国，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实现自己的秘密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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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例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2b；《巴陵县志》，19/10b-20b；《靖州乡土志》（1908），1/25a、42a-b、43b、47a；《广州府志》，81/30a、82/5b、16b、18b和134/25b-26a；《郁林州志》，18/1b-73b；《徐州府志》，卷二十二，中之下，9a-b；《滁州志》，卷七之五，3b-4a；《续修庐州府志》，48/2b、53/17a-b和54/8a；《蒙城县志书》，6/4b-15a；《卢龙县志》，19/13a-b；《邯郸县志》，10/35a和44a-b；《莘县志》，7/30a和35b-36a；《郓城县志》，10/3a-b和5b；《江津县志》，3/17a-b和18a；《富顺县志》，12/57b。在一些地区，由于非常需要由乡绅来领导，一些团练的负责人并不一定是有关村社的居民，广西一些“城乡皆设团防（亦即团练）”的地方和一些“绅士人众，可为首领”的地方，即是如此。参见《股匪总录》（189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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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除了上述注132中所引地方志之外，还请参见《翼城县志》，29/35a-b；《确山县志》，18/19b-28a；《续修庐州府志》，卷36—49各页；《广西昭忠录》（1870），7/16a、26a、31a、34a、35a和8/3b-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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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例见：《江西通志》，卷首之四，3b，咸丰二年发布的一道上谕；《续修庐州府志》，22/2b、27/6a和34/12a-b，说清政府托付李文安和其他人负责团练工作；《确山县志》，24/16a，1860年（咸丰十年四月十六日）发布的一道上谕，授权江苏、安徽、浙江和河南的绅士（当时这些绅士要么在北京供职，要么住在其本地）帮助训练团练。直到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一还建议由地方绅士来负责团练工作。参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7a-28b。G.B.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in China （1863），p.57，叙述了咸丰帝和广东按察使的一段对话，提到了镇压广东清远县反叛者的情况：问：“何者作用最大？绿营兵，或乡勇？”答：“一般而言是乡勇。”问：“谁指挥乡勇？”答：“指挥官由本地人充当，首领也如此。……当然官府也派人负责，如县丞、主簿、镇长、典史。”由此来看，清远县的地方官直接控制了乡村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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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参考本章注132和注133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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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例见：《佛山忠义乡志》，3/4b、11/28b-29a和卷十四《人物六》，6/26a-b；《香山县志》〔编者按：应为《香山县志续编》〕，4/2b；《番禺县续志》，5/24b和4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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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花县志》，5/21b。该县的其他局的功能与此相同。参见同书，5/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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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淮安府志》（1884）3/18b-19a中记载这么一段资料：“故西汉赤眉之乱，第五伦、樊弘诸人为营堑以自卫……明季流寇蔓延，秦豫之人，并小村为大村，筑垒距守，贼退则间出耕作，贼至则荷戈登陴。”（保卫乡村，抗击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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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徐州府志》（1874），16/1a-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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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续修庐州府志》，50/3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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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郁林州志》，18/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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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南阳县志》，8/29b；《确山县志》，18/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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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E.C.Oxenham，“Report on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Hankow，1868，” 引见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 （1870），II，406；Mark S.Bell，China （1884），I，p.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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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I，p.325；作者1865年10月在山西介休县附近地区旅行时所作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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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佛山忠义乡志》，8/17b-36a。有关对直隶邯郸县乡绅1862年共同努力修建范围较小的“寨”的描述，请参见《邯郸县志》，14/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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