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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但寿译，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21—22、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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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19世纪50年代早期，清廷设置“团练大臣”一职。1853年，曾国藩担任此职。不过到1860年，清政府认为一些省份的团练大臣的努力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潘祖荫和颜宗仪两人1861年的上奏就说明此点。参见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1a-b。在不再设置团练大臣一职之后，清政府指示地方官主要依靠乡绅来编训团练。参见同书53/24b-25a，1862年（同治元年九月）发布的一道上谕。然而，清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利用乡绅的合作。参见《江西通志》，卷首志序，3b，咸丰二年十二月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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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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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李慈铭引自邸抄，参见其《越缦堂日记补》，庚集中，47b-48a，咸丰十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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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夔州府志》（1827），2/19b，引龚景瀚的《坚壁清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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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John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 （1860），pp.155-156 and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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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参考注134中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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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江西通志》在卷首之四，6b中所记载的1853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其部分内容是：“江省民情素称懦弱，即绅士等亦不免纷纷迁徙（避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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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翼城县志》，38/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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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2b-23a，引述了湖南巡抚毛鸿宾1861年的一篇上奏。参见同书53/17b，1800年（嘉庆五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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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4/2a〔编者按：应为4/2b〕，1853年回林秀山信。几年后即1861年，曾国藩指出不能只依靠绅士。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乡团实不足御大股之贼，其绅董之为团总者，尤难其选。贤者吃尽辛苦，终不能以制贼。……不贤者则借团以敛费扰民，把持公事。”参见同书16/34a。〔编者按：应为16/38a，《复汪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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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5/5b，载龙启瑞《粤西团练略序》：“凡团练之精壮者，大抵见贼多处也，不然则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则得贤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论之，尤以贤有司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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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例见《江津县志》，10/5a-6a；《富顺县志》，8/15b；《兴国州志》，2/10b；《广西通志辑要》，10/7a；刘衡《庸吏庸言》，第102—104页。关于此点，正如上述注128中已经指出的，同曾国藩的看法部分吻合：按照保甲制度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防御组织是有用的。他在1853年左右所写的另一封信中指出，既然训练团练极为困难，那么他就只会强调“团”而不关心“练”。他继续说道，“团”实际上就是保甲制度，完全可以利用户口登记入册和检查来完成，使得土匪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藏身之处。参见曾国藩的《曾文正公书札》，2/10a-b，《复文任吾书》。他在同书2/35a写给吴甄甫的信中，所叙述的观点几乎完全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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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皇清奏议续编》，3/7a，张鹏展1800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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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5/9a，贾履上1800〔编者按：应为1860〕年所写的一文〔编者按：《松郡民团经久刍议》〕，其部分内容如下：“增兵难，筹饷尤难。……于是择费之暂者而为招募，又取其费之无者而为团练。”曾国藩也看到了将经济负担转嫁到村民身上的几种情况。参见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日记》，1859年（咸丰九年十一月三日和五日）。曾国藩关于湖北一些地区流行的做法和安徽所采取方法的叙述，参见《曾文正公书札》，13/34b，《复左季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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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2/10a-b，《复文任吾书》。葛士浚在《皇朝经世文续编》68/9b中也收录了此段资料。应该指出的是，正如清廷1800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所说，乡勇和团练之间一区别在于：“各省招募乡勇，多系随时招集，贼至则聚众而防守，即贼去则散归本业。……自不如团练乡勇，常给口粮，随同官兵，分布要隘，较为得力。”〔编者按：见《大清历朝实录·仁宗朝》63/7a-b，嘉庆五年夏四月乙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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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1932年）〔编者按：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刊〕，第82—83页，引《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下，毛鸿宾的上奏。〔编者按：引文出自《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上《团匪一》，该书编者的案语，非是毛鸿宾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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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8/12b，吴敏树所作的《黄特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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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潼川府志》（1897），17/38a-b，陈谦在1861年春，蓝大顺率兵攻打潼川府期间所写的一首诗。本文引用时，对部分作了意译。〔编者按：这是一首描述潼川城被围的纪事诗，篇幅颇长，此处摘引的是《纪团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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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汪士铎（1802—1889），《汪悔翁乙丙日记》（1936），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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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李棠阶（1798—1865）《李文清公日记》，卷十三，咸丰癸丑（1853年）一月〔译者按：应为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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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咸丰辛酉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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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3/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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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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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2/1a-b；还请参见同书1/4a-b。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末57a-b，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引邸抄载僧格林沁的上奏：“东省士民倚恃乡团，聚众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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