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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5/5b,载龙启瑞《粤西团练略序》:“凡团练之精壮者,大抵见贼多处也,不然则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则得贤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论之,尤以贤有司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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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例见《江津县志》,10/5a-6a;《富顺县志》,8/15b;《兴国州志》,2/10b;《广西通志辑要》,10/7a;刘衡《庸吏庸言》,第102—104页。关于此点,正如上述注128中已经指出的,同曾国藩的看法部分吻合:按照保甲制度原则组织起来的地方防御组织是有用的。他在1853年左右所写的另一封信中指出,既然训练团练极为困难,那么他就只会强调“团”而不关心“练”。他继续说道,“团”实际上就是保甲制度,完全可以利用户口登记入册和检查来完成,使得土匪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藏身之处。参见曾国藩的《曾文正公书札》,2/10a-b,《复文任吾书》。他在同书2/35a写给吴甄甫的信中,所叙述的观点几乎完全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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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皇清奏议续编》,3/7a,张鹏展1800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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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5/9a,贾履上1800〔编者按:应为1860〕年所写的一文〔编者按:《松郡民团经久刍议》〕,其部分内容如下:“增兵难,筹饷尤难。……于是择费之暂者而为招募,又取其费之无者而为团练。”曾国藩也看到了将经济负担转嫁到村民身上的几种情况。参见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日记》,1859年(咸丰九年十一月三日和五日)。曾国藩关于湖北一些地区流行的做法和安徽所采取方法的叙述,参见《曾文正公书札》,13/34b,《复左季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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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2/10a-b,《复文任吾书》。葛士浚在《皇朝经世文续编》68/9b中也收录了此段资料。应该指出的是,正如清廷1800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所说,乡勇和团练之间一区别在于:“各省招募乡勇,多系随时招集,贼至则聚众而防守,即贼去则散归本业。……自不如团练乡勇,常给口粮,随同官兵,分布要隘,较为得力。”〔编者按:见《大清历朝实录·仁宗朝》63/7a-b,嘉庆五年夏四月乙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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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1932年)〔编者按: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刊〕,第82—83页,引《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下,毛鸿宾的上奏。〔编者按:引文出自《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二上《团匪一》,该书编者的案语,非是毛鸿宾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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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8/12b,吴敏树所作的《黄特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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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潼川府志》(1897),17/38a-b,陈谦在1861年春,蓝大顺率兵攻打潼川府期间所写的一首诗。本文引用时,对部分作了意译。〔编者按:这是一首描述潼川城被围的纪事诗,篇幅颇长,此处摘引的是《纪团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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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汪士铎(1802—1889),《汪悔翁乙丙日记》(1936),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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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李棠阶(1798—1865)《李文清公日记》,卷十三,咸丰癸丑(1853年)一月〔译者按:应为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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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咸丰辛酉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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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3/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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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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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2/1a-b;还请参见同书1/4a-b。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末57a-b,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引邸抄载僧格林沁的上奏:“东省士民倚恃乡团,聚众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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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9/15a。他所描述的情形,流行于浙江金华县和兰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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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2/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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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铜仁府志》(1890),9/58a-59b。还请参见《南海县志》,2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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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沈守之的《借巢笔记》,引自《人文》杂志,七卷八期,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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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股匪总录》,1/8a-11a。〔编者按:这个人是李锦贵,他被石达开封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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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4a,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三日,页14a中写道:“闻苗沛霖叛。沛霖,安徽凤台人,以诸生练乡民拒捻贼,兵力渐盛,胜保招致之,积官至布政使衔川北兵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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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68/11b,朱孙诒1858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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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3/25a-b,僧格林沁1863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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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章嵚《中华通史》(1934),第五册第1391页,引包世臣写给魏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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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Charles Piton 〔编者按:应为Charles Pitou〕,“Chinese Government,” China Review,III(1874-1875),p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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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Martin Yang,A Chinese Village,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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