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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宗族间世仇是由于一些觊觎族产的无耻族人所鼓动的。一位中国著名学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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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闽粤之乱，首械斗。大姓之公堂，皆积巨赀，乱民觊公堂之赀，而无以攫之，则与他姓构衅，以成械斗。斗成则官赂山积。官乐乱民之械斗以纳贿，乱民乐官之纳贿以开销公堂。故例，有械斗，案定，即将公堂分散其族，唯留祭资之专条。然定例后，卒未见有遵行者。盖公堂散则械斗息，是官自塞利源也。[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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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地方官员对宗族世仇的猖獗应负责任。最无廉耻的地方官据说“以械斗案多为‘丰年’，少为‘歉年’”。[176]另一方面，胆小如鼠的地方官“惧干处分，容忍不办”。[177]由于他们无力作出恰当处理，自然间接地助长了世仇猖獗。不过，应该强调的是，腐败无能的地方官虽然导致清帝国许多地方的世仇猖獗，但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还是宗族领导人，是他们为一点小争吵就组织械斗。他们雇佣贪财的剑客进行战斗，以此减少他们及族人面临的危险；这一事实也部分地说明了他们易于驱使全宗族投入血腥的武斗。两广总督1886年提交清廷的一道上奏，足以支持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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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因睚眦小怨，田山细故，辄即不候官断，招雇外匪，约期械斗。主斗之人，大率系其族首、族绅、祠长之不肖者。……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有攻击三五年而互斗不已者。[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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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宗族活动一样，世仇的场面也是由绅士控制的，但是他们并不总是在这些冒险的事情上取得领导权。普通族人会扮演宗族恶棍的角色，不过或许他们更常扮演臭名昭彰的乡村恶棍。根据19世纪早期在广东南部任职的某地方官的报告，这些宗族恶棍“不必富户有功名之人。其人本非善类，而为烂匪之所依附，为之爪牙，听其指挥”。[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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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事例表明，普通族人实际上分享了他们领导人的“义愤”，扮演积极的角色以保护宗族荣誉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不雇请剑客。1785年，安徽泾县包氏宗族一名成员就报告了下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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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摈达者，吾族之农民也。乾隆乙巳大饥，吾族远祖葬凤凰山，去村十里，坐落曹姓水口亭前。曹姓挖蕨根为食，不可禁，几伤墓。族长榜祠前曰：“自六十至十六不病者，某日各持棒集祠前，往凤凰山。不到即削谱。”族人会者千五百。曹姓悉族止三百人，拒水口亭，棒接而吾族败奔。……摈达曰：“包为曹败，无颜见乡人。有从我打复仗者否？”应声者三十人。曹姓方饮胜者于祠，摈达留十人断水口亭，而率二十人入其村，斗于曹祠前，当取其安墓禁山服约而回。[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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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事例相当少。从大多数记载的事例和叙述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家族间的世仇一般是由有关宗族集团的领导成员鼓动和指挥的。但是，无论他们个人地位如何，他们的行动给其宗族带来的多半是危害而非好处。即使世仇的确没有直接导致宗族毁灭，但在事实上也常常是灾难性的，宗族的元气因之迅速耗尽。西方一位学者提到19世纪初福建的情况时就报告说，“当地有蔡氏和王氏宗族。两者经常聚集起来进行械斗，直到许多人被杀，许多房屋被焚毁”。[181]19世纪末，广东省一些宗族因世仇而导致的损失，甚至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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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攻击三五年而互斗不已者……若攻入彼村……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动以数十名计。……一次械斗，即丧失一二年或数十年之资产。[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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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随着环境变化而兴衰的情况，以及强烈的世仇对它的影响，可以从19世纪广东乡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宗族事例中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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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本文作者应邀到惠州府归善县。在何凹（Ho-au）村，该作者在许多客家人中发现了一个富有的本地宗族。他询问该宗族的起源时，所得的宗族史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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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金氏宗族）祖先是从江西吉安府和庐陵县移来的。在南宋高宗帝时12世纪，因土匪太多，始长深受其害。于是他和他的两个兄弟逃到本省的南雄府珠玑巷。此后不久，其中一个兄弟迁移到虎门附近的沙井，另一个迁到新安县〔Sin-ngan。译者按：今属深圳市〕县的菴上（Yentsan）；而始长则来到归善（Kwei-shen）县的何凹村。从宋朝到明朝中叶，我们宗族的人丁没有什么增长，也没有什么财产。那时，居住在何凹村的有两大姓，一是姓孔，一是姓梁。但在我们金姓人丁兴旺时，这两大姓都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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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长和他两兄弟留下来的村子是显金岭（Sien-jin-ling）、蒲芦围（Pu-lu-wei）和汪柯（Hwang-ko），在新安县的村子有九转岭（Kiu-tsiunling）、上市（Shang-shi）、下市（Hia-shi）和沙井（Sha-tsin）等等，总共有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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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乾隆年间（1735—1796），金三明（Chin-san-ming）和其他祖宗都发家，拥有许多财富。其中一个祖宗修建了蒲芦围。早在1737年，蒲芦围的围墙高达20英尺，拥有16个城垛。……围墙长约半英里，护墙河深10到20英尺。1843年，蒲芦围村同客家人发生冲突，几乎导致全族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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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凹村西南大约3英里处，有一个何凹村人（即金氏宗族）修建的集市，租给客家人使用。那年（1843）租用的客家人拒绝缴纳租税（即租金），因而……金氏宗族不得不诉诸武力。在为维护同样属于何凹村的另一集市，而同势力甚至更大的宗族发生冲突之时，双方已经打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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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90多所村子联合起来准备灭绝金氏宗族。蒲芦围因有人背叛而陷落，村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消失了。虽然5，000多人围攻只有300到500人防守的何凹村，但是客家人没有勇气攻进村去，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就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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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械斗再次爆发。如果不是本文的作者劝说双方坐下来再次达成和解，那么恐怖的凶杀案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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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械斗，持续了多年，使这一肥沃地区深受打击，本来必须维修的灌溉沟渠年久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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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一场恐怖的流行病几乎导致所有耕牛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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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的家境很快衰落下去，因而已故的叶纳清（F.Genahr）牧师在死前指出，在50个族人中大约只有2人能读书识字。以前，女人们是在银盆里洗脸，而现在沦落到了赤贫的境地。现在的年轻人在无知中长大，成为流浪汉。有点财产而留下来的人，也无法平安过日子。[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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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并不卷入血腥世仇的地方和时候，宗族也会滥用清王朝给予它们的特权，变成危害乡村安定的因素。在一些各宗族力量并不平衡的地区，弱小者常常成为强大者的俎上肉。一名西方学者所描写的19世纪晚期发生于广东的一个著名事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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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汕头北面我经常来往的一个平原上，几年前有一个小村子，居住着一个势单力薄的石姓宗族。该村附近有12个主要是梅姓宗族的村子。他们全部联合起来对付人数远不及他们的石姓宗族。石姓把庄稼种下，并辛勤浇灌，但到成熟后，却被梅姓抢走。石姓财产不断被抢夺，得不到任何补偿，因而，这个宗族处于濒临灭族的境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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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根据一位晚近的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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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村社，弱小的宗族常常受到势力较大的宗族欺负。……在福建诏安县，田地毗邻大族田地的小族，为了保证庄稼不被抢夺，不得不把自己置于大族的保护之下，向大族“孝敬”十分之一到十三分之一的收成。……近来有一段关于陕西醴泉县情况的描述：“三百年来，本族的成年男子从未超过三十人。由于生活在两大宗族之间，又是四代务农，三代教书的贫士，不能不受到大族的欺负和压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大族都来借钱。只是要求归还本钱，也会遭到欺凌。如果不借，他们就来偷盗。……低头忍辱，打不还手。妻子儿女也不得不受到玷污。没有钱，休想打官司。”[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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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论，这种情况与受宗族世仇影响的地区的情况，实质上是类似的，它们都是“倚强”的结果，这是清政府不止一次提到的。世仇发生在冲突双方的力量大致平衡的乡村，任何一方都有充分机会防御另一方攻击；被攻击的宗族明显不能有效地抵抗欺凌者时，其结果必然是受到欺压和屈辱。无论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势力强大的宗族专横霸道的行为，终究会危害它们自己所在村社的和平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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