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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例见江苏南京的方氏宗族和无锡的杨氏宗族。参见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p.166-167，引方苞（1668—1749）《望溪先生文集》（1881），14/3a；《安阳杨氏族谱》，23/4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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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p.120-128，引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1834），2/1a-4b；安徽桐城《王氏族谱》（1847），卷一，34a-35a；江西南丰《谭氏续修族谱》，卷一，1b-2a；湖南《曾氏四修族谱》，卷一《文艺四》，1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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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Leong and Tao，Village and Town Life （1915），p.28。还请参见Lang，Chinese Family（1946），p.175：“广东和福建的宗族有两组领导人：（1）宗族长老；（2）宗族执行官。第一组，至少就理论上来说，由宗族长辈中的最年长者组成。当然例外并不罕见。……宗族长者只不过是年高德劭之类人物，真正权力掌握在宗长、族正、首事、董事和‘仲裁委员’等执行官的手中。这些人当然来自社会地位突出、富裕之家庭。他们因为生活水平高，能够接受较好的教育，而能承担这样的工作。虽然其中大多数年龄为五十多岁，但年纪大并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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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 pp.119-120，引自《曾氏四修族谱》，卷一《文艺四》，1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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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31，引《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1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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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27，引安徽桐城《王氏族谱》，1/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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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119。真正负责实际事务的宗族领袖，常常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管理才能而被推选出来的，例见《紫阳朱氏重修宗谱》（1867），卷末上，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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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artin Yang，A Chinese Village，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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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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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一些宗族所从事的活动相当广泛。举例来说，湖南宁远县一些宗族据说在春分后第十五天在族墓举行祭祀仪式。仪式结束后，通常要把稻米和其他粮食分发给常常参加仪式的几百名族人；对结了婚或生了儿子的族人进行补助；尊敬地邀请宗族中所有年满五十岁或以上的老人出席宴会；惩罚犯错的族人，有的鞭打，有的暂时停止分享胙肉的权利；对取得生员头衔或在宗族学堂教书的读书人进行鼓励。参见《永州府志》（1867），卷五上，4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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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赵翼《廿二史札记》，17/6a-9a。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18世纪晚期的著作中，把族谱的起源追溯到三代，不过认为只有在三国时期魏国（公元3世纪）推行“九品中正”任官制度（有声望善识别人才者为“中正”，州郡皆设置，以区别当地士人为九等，政府据其所定，选择任用）之后，族谱才取得了实际重要的地位。在六朝时期（4世纪到6世纪），当士族和庶族之间界限十分明显之时，研究谱牒就成为一门独立而又高贵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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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吴汝纶（1840—1903）《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15/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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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同官县志》，2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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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洛川县志》，22/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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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靖州乡土志》（1908），2/12a-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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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下列族谱是19世纪编撰的：《靖江刘氏族谱》，1825年；《会稽陶氏族谱》，1830年；《归德方山葛桥南李氏宗谱》，1833〔译者按：应为1862〕年；《大缘叶氏族谱》，1867年；《安阳杨氏族谱》，1873年；《皖桐胡氏宗谱》1880年；《暨阳章卿赵氏宗谱》，1883年。引见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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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南海县志》，11/2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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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不同宗族族谱编撰花费各不相同。举例来说，江苏吴县王氏宗族1771年修订族谱，共26卷，装订成30册；编辑、刊印100套的总花费为716两银子。参见《洞庭王氏家谱》，卷末，第42页。吴县另一宗族蒋氏，1803年花费312两重修族谱。参见《娄关蒋氏本支录》（1846），卷末。1900年，湖南湘乡县曾氏宗族第四次重修族谱，共1，744页，花费5，469两，印刷114套。参见《曾氏族谱》（1900），卷末。假如按照花费多少与族谱规模成正比计算，那么1911年江苏吴县那篇幅达到66卷、52册的《吴中叶氏族谱》，肯定要比王氏宗族1771年或曾氏宗族1900年修撰的族谱花费要来得多；而1874年苏州《彭城钱氏宗谱》，因为只有4册，而且还是手稿，所以花费相对来说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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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1876），I，p.225中这样划分宗祠：“宗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祭拜同姓、拥有亲属关系的所有家庭的祖先；二是祭拜同姓、具有近亲关系的一房的祖先。”这种划分说明了为什么在许多事例中，一个宗族有许多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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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dwin D.Harvey，The Mind of China （1933），pp.244-246，引自Chinese Repository，I（1832-1833），pp.449ff。该学者对在宗祠和祖先坟地举行的祭祀活动情况作了如下描述：“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宗族（由一位祖先繁衍下来的，生活在同一地区），他们成群结队去祭祀。无论是富者还是穷者，甚至乞丐，都被召唤到一起，到祖坟面前下跪，祭祀。这一活动称为‘扫墓’‘拜山’。在其中一些场合……即使宗族有两三千人，其中一些成员非常富有或在政府担任高官，无论老少、富穷，都必须聚集在‘祖宗祠堂’（或称宗祠）里。杀猪宰羊，各种各样的祭品琳琅满目。祭祀队伍从宗祠行进到坟地的过程中，以主要人物的官阶被允许的最壮观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是在祖宗墓地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基本情况。但对许多人来说，祭祀仪式中最好的部分，是在祭祀结束之后举行的宴会。烤全猪、米饭、鸡鸭、鱼、酒等都带回祠堂；然后在祠堂举行宴会，按照年齿尊卑排序，大家都坐下吃喝玩乐。”还请参见Daniel Kulp，Country Life，p.305，及《永州府志》卷五上，42a-b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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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东莞县志》，6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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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花县志》，9/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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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南海县志》，16/14b。康国器是康有为父亲的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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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广西通志辑要》，15/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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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广西通志辑要》，4/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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