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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说明中华帝国绝大多数农民“迫切需要土地”，[62]而大批无地农民的存在是太平天国和其他动乱爆发的主要原因。[63]当然，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处境都一样。在自然条件特别好、地主不太苛刻的地区，或者在耕种者自己也拥有一些土地的地区，即使必须不断劳动才能谋生，农民的生活也过得去。当清帝国未遭到严重灾害或灾难打击时，这些安于现状的农民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抵消处于悲惨境地的农民和欺诈成性的“莠民”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乡村就会在大体上维持平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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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灾害最终降临了。水灾、旱灾不断发生，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这就很容易使停滞不前的乡村经济脆弱的平衡遭到破坏。其他各种因素逐渐而又确切地破坏了乡村经济，使得许多地区乡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尽管清政府竭力控制和消除灾害，但是乡村经济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在19世纪。虽然各地衰落的程度和后果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在整体上削弱了帝国统治体系的政治基础，并导致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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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与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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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手中拥有的片断材料来看，清王朝统治者虽然清楚地认识到广大无地农民的存在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在总体上倾向于支持特权人士，保护地主的利益，禁止佃农对地主利益的“侵犯”。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和明朝建立者形成一个对比。根据史学家的记载，朱元璋“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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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也很容易理解。财富拥有者大体上被清王朝当作维持统治的稳定性力量。此外，许多财富拥有者是在职或退职官员，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取得一定功名的士子。清政府对他们的财产提供法律保护，间接地加强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赢得了他们对清王朝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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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对土地所有权采取的基本观念，在1729年（雍正七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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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士民而殷实者，或由于祖父之积累，或由于己身之经营，操持俭约，然后能致此饶裕。此乃国家之良民也。其为乡绅而有余者，非由于先世之遗留，即由于己身之俸禄，制节谨度，始能成其家计，此乃国家之良吏也。是以绅衿士庶中家道殷实者，实为国家之所爱养保护。[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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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清楚地假定，财产分布不平均是合法的，贫穷是祖宗或个人懒惰所致。这样的假定，使得干涉地产的取得和持有变成不恰当、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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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政府一直在主张不干涉政策。1743年（乾隆八年）的一道上谕，以极明确的措辞重新加以肯定，虽然是用实际而非道德的理由来加以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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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漕运总督顾琮奏请举行限田之法，每户以三十顷为限。以为如此则贫富可均，贫民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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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深知此事名虽正而难行，因谕云：“尔以三十顷为限，则未至三十顷者原可置买，即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每人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民？何益于贫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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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琮犹以为可行，请率领地方官于淮安一府试行之。朕令其再与尹继善熟商。今据尹继善陈奏，难行之处与朕语不约而同。则此事之断不可行，断不能行，实出人人之所同然，又岂可以尝试？特降旨晓谕顾琮，此事着停止，并令各督抚知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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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19世纪所作的考察来看，苏北淮安府就是一个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顾琮所提建议的理由，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很有说服力。乾隆帝自己也承认他“名正”。但是，很快他就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干涉土地所有权状况。40年之后，在1781年所发布的一道关于缩减支出的上谕中，乾隆帝又在事实上作了补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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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淳朴难复，古道不行，如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即均田亦称善政，穷儒往往希此以为必应行，而今日亦断属难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亦何赖此调剂为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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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们对于听任大多数乡村居民处于饥饿和压迫之下的潜在危险，并非浑然不知。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或称权宜办法）来缓解乡村的情况，同时注意不损害到对地主的法律保护。他们试图通过垦荒，帮助无地农民获得土地。[68]即使到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在鼓励无地农民垦荒。比如，道光帝在1831年（道光十一年）〔编者按：原书误为1851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命令广东省当局，鼓励在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韶州、嘉应、罗定、南雄和连州等地垦荒。他首先指出，清政府自乾隆以来就在许多场合命令其他地区从事这项工作；然后说，他期望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奏效，因而告诫地方官切勿漠不关心和贪污腐败，以免“贫民被累实多，转不得沾实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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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清政府帮助无地农民重新取得他们的土地，作为地方饥荒之后重新安置的一种补助措施。1814年发生的一个事例就能说明这一情况。这一年的一道上谕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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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以耕作为业，借资养赡。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连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而收买。本年雨水调匀，而失业之民，已无可耕之地，流离迁徙，情殊可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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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宜官为调剂，以遂民生。着照该督那彦成所请，明定章程……所卖地亩，准令照原价赎取，定以三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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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东、河南两省上年被扰歉收各州县，并着各该抚饬属查明，一体办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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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上述措施的推行效果如何，但是，从清王朝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十之八九是很有限的。清政府另一措施——准许饥荒严重地区延期缴纳或豁免土地税，[71]对佃农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正如18世纪一位中国官员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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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最苦，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此等民人自以为上不如有田之户得蒙恩免地丁钱粮之惠，次不如服贾之家得被恩免关津米豆之税。[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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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这些慷慨的政策给所有地主带来的好处也是不一样的。小地主承担的税负经常比拥有绅士地位的大地主来得重。当清政府豁免纳税时，小地主常常得不到消息，因而不得不照常纳税，而大地主却总能够受益。[73]对此，清政府很少设法纠正这种情况，听任不公平的税负继续存在下去，让小地主承受困苦。在他们真正可以享受豁免纳税政策的好处前，或许早已破产了。19世纪晚期一位地方志修纂者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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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之兼并割据厚利丰殖，宴然无税可纳者，所在多有。粮田虽逢稔岁，供庸调尚苦不支，勿问饱妻孥也。遂有赔累彻骨，弃陇亩以逃匿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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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国一些地方，不公平的税负事实上正是土地所有权不平均的原因所在。根据一份中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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