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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虽然可以威慑残酷的地主公然做出暴行，但是并不能免除佃农的沉重负担，无论地主向佃农索取多少租金，佃农也得全额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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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政府本身常常在强调缴纳田租的义务。举例来说，广东巡抚1732年下令所有佃农必须全额纳租。[77]另一些事例也表明，清政府随时准备帮助地主向佃农收租。据说，19世纪晚期直隶一些地方就盛行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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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实之家有地数十顷或数百顷，则招佃分种，佃户借为养命之源。倘给租不足其数，辄禀送讯追；或地易主而佃不退地，亦禀送讯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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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后半期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清政府更加注意保护地主的利益。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佃农拒绝缴纳田租，有时甚至暴力抗租或威胁使用暴力。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出面强调缴纳田租的义务。1854年（咸丰四年），清廷发布一道上谕，其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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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田之家，佃户抗不交租……该地方官自应痛加惩办。……至于佃欠业租，既经该业户控告，亦应照例惩办，以儆刁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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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清政府将佃农纳租义务提到了同纳税义务相同的法律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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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利用清廷这道命令，强迫佃农竭力履行纳租义务的情况，从一位著名学者关于江苏某地减免税收的叙述中得到间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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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苏州园田，皆在世族……农夫占田寡，而为佣耕。其收租税，亩钱三千以上，有阙乏，即束缚诣吏，榜笞与逋赋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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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清政府在强调地主全额收租问题上是最为有力、最为明确的。不过，清朝皇帝意识到，地主如果压迫极端贫穷的佃农缴纳田租，或完全漠视佃农的一般痛苦，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偶尔也对其“良民”和“良吏”作一些劝告。比如，雍正帝就在1729年签发的上谕中对“各富户等”作出劝告。他首先解释了土地占有的正确性，然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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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保家之道，奢侈糜费，固非所以善守，而悭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盖凡穷乏之人，既游闲破耗，自困其生，又不知己过，转怀忌于温饱之家。……一遇歉荒，贫民肆行抢夺，先众人而受其害者，皆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后，官法究拟，必将抢夺之穷民置之重典。是富户以敛财而倾其家，贫民以贪利而丧其命。朕为此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贫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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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也作过同样的劝告。他在1738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强调说，富者考虑一下贫者的需要是明智的，警告富者不要为了牟取暴利而集聚谷物或其他粮食。清政府认为这道上谕的内容非常重要，因而随后把它纳入乡约讲习内容之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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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清王朝统治者这些劝诫性的话语，只是要说服而不是命令。清政府从来就认为土地占有是合法的；它给予地主的实际劝告，不但不是损害地主的财产权利，反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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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者这种基本态度在下列情况下更加明显：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也拒绝强迫地主减少一些租金，而只是尝试说服地主把从政府那得到的恩惠分一点给佃农。雍正帝1735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宣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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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临御以来，加惠元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悉行宽免。……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穷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尚非公溥之义。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当十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宽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有素封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则酌量奖赏之。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若彼刁顽佃户，借此观望迁延，则仍治以抗租之罪。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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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是雍正帝有这个想法。他的父亲康熙帝和儿子乾隆帝，也遵循这一思想。康熙帝在一道未注明日期的上谕中这样建议山东省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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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小民，俱依有身家者为之耕种，丰年所得者少，凶年则己身并无田产，有力者流于四方，无力者即转于沟壑。……东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若能轻减田租，亦各赡养其佃户，不但深有益于穷民，即汝等田地，日后亦不致荒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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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1748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首先引述上面康熙帝发布的上谕，然后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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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朕省方问俗，亲见……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滋生无策。……转徙既多，则佃种乏人，鞠为茂草，富者不能独耕也。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总之，贫固资富之食，富亦资贫之力，不计其食而但资其力，贫民复何所图继？自今该督抚董率群有司实力稽查劝谕，务使晓然于贫富相维之道。[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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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还在他1790年八十寿诞发布一道上谕，重复雍正帝1735年所发上谕的内容：地主应该把自己从清政府那里所得好处分出一点给自己的佃农；减少租金，应该在地主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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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应因此就认为乾隆帝准备修改保护地主收租权利的政策。情况远远不是这样。1749年（即发给山东巡抚上谕的第二年），他发布一道上谕，坚决拒绝有关地主应该同其佃农平均分配当年粮食收入、不得追讨历年欠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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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民终岁勤动，固宜体恤。……但有田之户，经营产业，纳粮供赋，亦图自赡身家，岂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况佃民多属贫无聊赖……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田主，抗负租息。今若明降谕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饬遵，在田主既不能强以必从，而顽佃更得借端抗欠。[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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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清政府对地主和佃农的基本政策是：在法律上全面保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的权利，同时防止无地农民的境况悲惨得难以承受。没有材料可以表明，这一政策在18世纪和19世纪作过任何明显的修改。的确，19世纪的清王朝统治者看来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悲惨境地，比如，嘉庆帝1814年下令各省官员帮助小地主重新获得土地；又如，道光帝1822年指出，土地抵押限一年赎回是错误的，并对大臣下令准许庶民“听其自便”（照例三年为限），[88]但是一般来说，清王朝政策的基本思想仍然在于保护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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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者有充分理由推行此种政策。缴纳赋税的是地主，而此种赋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保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的权利，也就是间接保护这笔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地主所缴赋税来自佃农所缴田租，因而清政府必须给予佃农足够保护，使他们能够继续生产，按时完纳；这对清王朝是有利的。清王朝在救济受到饥荒打击的地区时，特别照顾农民，规定只有农民才可以得到地方粮仓的救济；至于其他居民，虽然也极端悲惨，但是并不能进入领取救济品的名单之内。[89]这一事实表明，清政府考虑“小民”需求，其动机并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而是出于政治维度的考量。地主容易成为清帝国的稳定因素。清王朝统治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孟子的观点，认为有“恒产”的人会有“恒心”。[90]因此，给予地主保护，就是一种对自己政权安全的投资。此外，相当多的地主是绅士；用雍正帝的话来说，这些绅士就是“良吏”。清政府更有理由保护绅士作为地主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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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政策在长期看来有一些缺陷。清政府准许土地占有日益集中，几乎不加以控制；同时又听任无地农户数目日益增加。这样，小农的生活处于崩溃的边缘，清政府也就在无意中降低了自己政权的稳定因素，同时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民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清政府偶尔采取的缓解小农、佃农痛苦的措施，因与大地主的自私利益直接冲突，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效果。除了少数例外，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经济、社会环境恶化到临界点，或者当乡村经济因灾害而受到严重打击时，既未得到清政府什么利益保护，也未得到清政府信任的小农、佃农，就会因绝望而走上暴力反抗地主，或许也反抗地方官的道路。这样，清王朝的乡村控制体系就会暂时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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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的酝酿最终爆发出来。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可以忍受相当多的痛苦，直到其中一些人采取极端的措施。在本章余下的篇幅中，我们要描述各地村民所处困境的突出方面，以及他们在这种境遇中的基本行为方式。这就可以呈现出著名的“坚忍的中国人”一词的真相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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