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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者有充分理由推行此种政策。缴纳赋税的是地主,而此种赋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保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的权利,也就是间接保护这笔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地主所缴赋税来自佃农所缴田租,因而清政府必须给予佃农足够保护,使他们能够继续生产,按时完纳;这对清王朝是有利的。清王朝在救济受到饥荒打击的地区时,特别照顾农民,规定只有农民才可以得到地方粮仓的救济;至于其他居民,虽然也极端悲惨,但是并不能进入领取救济品的名单之内。[89]这一事实表明,清政府考虑“小民”需求,其动机并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而是出于政治维度的考量。地主容易成为清帝国的稳定因素。清王朝统治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孟子的观点,认为有“恒产”的人会有“恒心”。[90]因此,给予地主保护,就是一种对自己政权安全的投资。此外,相当多的地主是绅士;用雍正帝的话来说,这些绅士就是“良吏”。清政府更有理由保护绅士作为地主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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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政策在长期看来有一些缺陷。清政府准许土地占有日益集中,几乎不加以控制;同时又听任无地农户数目日益增加。这样,小农的生活处于崩溃的边缘,清政府也就在无意中降低了自己政权的稳定因素,同时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民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清政府偶尔采取的缓解小农、佃农痛苦的措施,因与大地主的自私利益直接冲突,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效果。除了少数例外,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经济、社会环境恶化到临界点,或者当乡村经济因灾害而受到严重打击时,既未得到清政府什么利益保护,也未得到清政府信任的小农、佃农,就会因绝望而走上暴力反抗地主,或许也反抗地方官的道路。这样,清王朝的乡村控制体系就会暂时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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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的酝酿最终爆发出来。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可以忍受相当多的痛苦,直到其中一些人采取极端的措施。在本章余下的篇幅中,我们要描述各地村民所处困境的突出方面,以及他们在这种境遇中的基本行为方式。这就可以呈现出著名的“坚忍的中国人”一词的真相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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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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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多数学者都认为,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经济衰败的总趋势是显而易见的。[91]原因首先是不断发生的灾害,使清帝国广大地区都受到打击;其次,19世纪中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荡;还有,自乾隆晚年以来,地方官吏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当然,虽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但是可以肯定,随着时间推移,乡村繁荣成为非常罕见的现象;在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的地区,即使是先前处境比佃农要好的许多居民,也不能长久地维持他们的好生活。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村社严重萧条,变成“鬼镇”或“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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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观察到的直隶南部某个乡村的情况,有力地说明了乡村衰败的某些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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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没有大地主的原因之一,是以土地为主的家产被不断分割。现在,该村拥有100亩以上土地的仅仅有18户,拥有50到100亩土地的有40户,但是,拥有的土地少于20亩的达到323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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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趋势是,各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即使是相当富裕的家庭,前景也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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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头10年里(即光绪帝在位的最后几年),有好几个年份发生严重的歉收和饥荒,村中大多数年轻人在同来村催征交税官军的冲突中被杀。……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又是另一个战争的年份,接踵而来的是瘟疫、饥荒。许多少地或无地的人户只得移民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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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清楚反映在教育的衰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该村有两所男校,学生将近200人;还有一所女校,学生有40多名。但是目前(1935年左右),一所男校……已经关闭;……一半学龄男童和3/4的学龄女童连小学也未上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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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几段叙述作必要修正之后,这则报告可以作为19世纪中国许多乡村经济沉沦的绝佳范例。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清帝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当然在社会条件尤为不幸的北方地区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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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引用19世纪一些作者的观察,以说明这一乡村衰败的总趋势。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描述直隶定州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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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家无素储,农作外别无生理,一遇荒歉,辄仰屋袖手。……至于族无祠宇,圹乏志铭,谱系罕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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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北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来说,灌溉是最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比起修祖坟和宗祠更令人关注。但是,因为乡村的长久衰落,也常常任其毁坏。《鹿邑县志》(河南,1896)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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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境内旧有沟渠百数十道,皆导积潦归于干川者,近多堙塞,或犁为田。每值盛夏雨集下隰,半为泽国,自拯无术,有束手嗟叹而已。高壤易旱,掘地尺许可以得泉,然语以灌溉之利,亦率惮于图始,无肯为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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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贫瘠的华中和华南一些地区,也可以发现类似鹿邑县那样令人悲观的现象。安徽蒙城县志以三句话概括了居民的贫穷:“其土地薄卤,田无灌溉之源,家无累世之富。”[95]同样的,灵山县志(广东,1914)以如下言语概括了灵山县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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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地向多旷土,又不讲盖藏,贫者春夏称贷,岁终则尽粜其谷以偿之。富者每俟青黄不接时始发粜而享其值,若大旱,则皇皇如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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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同一省区,各乡村的经济状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在1850年代清帝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太平天国叛乱严重打击期间,广州附近一个“世外桃源”,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安定繁荣,对外面的社会动荡一无所知。一英国军官对此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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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我们几个朋友结队到郊外野餐,看到了一些乡村景象和村民情况。……其中一些景象令人赏心悦目。在中国这块地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愉快的景色,是各个村庄在“精耕细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平原上的位置,周围环绕的树篱是郁郁葱葱、长满羽毛式叶子的竹林,体态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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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村民看上去繁忙而满足。在一个村子,当我们走过去时,许多人敲打铜锣,我们不知其用意所在。随后一个人走出来,邀请我们喝茶。于是,我们认为他们没别的意思,只是向我们表示和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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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中文资料的记载,江苏省许多地区在18世纪和19世纪同样也有不同程度的繁荣景象。[98]根据另一些资料,浙江、山东和四川一些地区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早期也呈现出令人鼓舞的繁荣景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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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区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变化极大。一般说来,1850年代和1860年代,在受太平天国和捻军影响的省区,其情况最糟糕。在社会秩序恢复之后,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经济恢复;但是在其他地区,要么是经济恢复非常缓慢,要么是开始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一位非常著名的西方作者1870年指出了一些北方省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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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和山西,已经发生好几年的大干旱。在今年(即1870年),除了一些地方非常少的庄稼得到灌溉可以望收以外,其他地方几乎颗粒无收。因此,居民越来越贫穷,一些地方的贫穷程度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各种食物的价格都不寻常的高。……市场萧条,是贫穷的自然结果;除了粮食以外,其他货物输入也一年一年地减少。今年情况毫无疑问比前几年还要坏。虽然一季小麦好收成就可以改变这个贫穷惨境,但是,只有连续几年好收成才可以使这些地方恢复到正常年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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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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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每走一步都可以观察到居民目前贫穷、无生气的状态同以前繁荣景象的巨大反差。较大城镇,甚至乡村、庙宇、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遗迹以及中国历史,都可以证明中国北方省区以前是非常繁荣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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