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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华北地区和清帝国其他地区乡村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无论19世纪各地经济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农民大众在总体上受到当时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遭受到更多的痛苦。19世纪后半期一些地区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各种形式为城市或乡镇带来好处，却极大地危害了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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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难弄清楚乡村经济承受危害的程度，不过我们能看到乡村衰败的一些迹象，并试着分析其原因。其中一个迹象是：移民他乡或放弃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人力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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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的村民发现乡村经济不再能满足他们的生计时，就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有时，移居的地方遥远，因而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移民运动确实有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地瘠民穷”的广东恩平县，就是一个极佳事例。由于即使辛勤劳作，也不能靠农业为生，居民暂时或永久地移居他乡谋生。地方志修纂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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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务农者，手胼足胝……幸遇丰年，衣食尚能有赖，否则妻儿不免饥寒。无论岁之丰歉，每于收获事竣，即间关数百里往南海九江等处，估工担泥，借博劳资。至岁杪乃言旋。……计自春徂冬，无一日偷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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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代，移民海外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大。恩平县放弃务农而“远出”经商的海外赤子，寄钱回家乡，进一步缓解了恩平居民所受的痛苦。随着近代交通手段的引入，以及近代商业或工业城市在清帝国一些地方出现，从乡村移出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一发展潮流在阳江（广东另一个县）得到清楚反映。那里的居民早些时候都不愿意离开家乡；现在却非常乐意到遥远而广阔的地方寻找更富足的生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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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移民在一些情况下有利于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清帝国乡村整体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提高。机会只存在于有路可通往充满希望之地的少数地区；而且，在设法移民的人群中，并非全部都发财致富了。[105]无论怎样，移民对乡村带来的最后作用不论是什么，都是乡村“经济萎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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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果至少在一个方面不是有益的。假定所有移民都是乡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最有创业精神的人，他们的永久离去，会导致居民中出现一种“反向淘汰”（negative selecting）。[106]乡村就会失去一些有用并充满希望、当环境有利时会对乡村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成员。而“留在家乡的村民，并没有什么生活激情和能力”，他们也会安于现状，即使机会出现在面前，也不会去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奋斗。[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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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力的脱节经常以改变职业的方式出现，改变发生在本地或他乡。在环境恶化、农耕注定没有收成的时候，乡民常常被迫放弃务农这项“世业”。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湖南巴陵县19世纪晚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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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境多山，农民世业，难以自给，多营生于湖北，故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四邑土工、农工、染工等巴陵人不下数万。春往冬归。……若四邑被水，皆归而家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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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邯郸的情况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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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瘠人众，仅赖土产，不能维持生活。贫者借肩挑贸易以养家口。县西与河南武安接壤，该县煤矿极多，普通人家多借运煤为生活之补助，亦以人力推煤为营业者。[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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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萧条”（sagging economy）的另一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萧条的因素，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农村失业。许多地方的“游民”人数在19世纪看来相当多。一名中国官员在1851年的上奏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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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壮时闻父老所传，谓：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家之聚，游惰辄至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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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已逾二十年，今当更甚。[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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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失业而形成的局面，因地方上发生灾害导致人口减少而更加恶化。另一名中国官员在1884年上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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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是以闾阎生齿远不逮从前之繁庶。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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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官员所指出的现象十分普遍，在一些地区一直持续到20世纪。[112]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相信的那样，对农村中所有年龄段可以从事生产的人口进行考察，会发现实际上有一半人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的劳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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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帝制中国的乡村环境，我们很难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对造成村民经济困境的作用，明显多于任何其他单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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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清政府积极应对水旱灾害造成的紧急状况。[114]但它所采行的各种防治水灾和救济饥荒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更经常的是，由于地方官及其走卒的无能和腐败，这些措施不仅毫无用处，反而对人民有害。[115]下面一段叙述描绘了浙江某地1849年发生的水灾景象。村民在3个月里徒劳无益地搏斗，竭力想把自己的庄稼从洪魔手中夺回来，最终只得放弃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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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苦斗徒劳无益之后，村民们开始成群结队，背着口袋，流浪他乡，到处乞讨少得可怜的食物。他们看上去肮脏丑陋，衣不蔽体；头发直立、粗糙，脸部缩在一起，嘴唇呈现青灰色。这些不久前还是爱好和平、勤劳的农民，明显受绝望的驱迫而很容易做出各种暴行。……所有的乡村一个个被放弃，无数户家庭流落邻省寻求生存。[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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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大灾造成的图景的确可怕，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在华北一些地区，持续干旱或规模巨大的水灾带给村民难以估量的痛苦，带给他们的村庄几乎无法恢复的破坏。下引几段叙述，描述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和直隶北部在1875年到1878年灾害的连续打击下出现的令人吃惊的悲惨局面；这一幅景象，或许才是中国乡村任何地方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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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向内陆延伸的广大平原地带在1875年以前看来以土地肥沃而著称。但是，在1875年和此前几年，连续发生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洪灾，完全改变了乡村的模样，所有认真修建起来的灌溉工程全部被扫荡得踪迹全无，所有植物全部被摧毁。大运河河岸处处坍塌，最好的玉米地都变成内陆湖泊。当无情的云在这几年里把它们储藏的雨水存货一口气倒完之后，接下来的好几年，天空一直是黄铜色的（用《圣经》的话，意指天空无情地蓝），含有雨水的云层消失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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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因此变得焦黑、坚硬，耕种变得毫无希望。农民徒劳地把珍贵的种子种到地里。……在几个月里，农民靠野草种子、棉籽粕、草根和树皮为生。……当然，在此之前，牛、羊、驴、家禽，早就被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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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一个大港，从年景较好省区运来的粮食到此下船，然后运往灾区，许多悲惨而又饥饿的灾民聚集在这里。……一度生活得较好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在饥荒的4年里卖光一切……靠码头或粮仓扫拢的垃圾里几颗夹杂着灰尘的谷粒为生。其他人则把粗糙的谷粒外壳与观音土混在一起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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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严重灾荒所带来的最坏的直接后果，可以从1901年陕西一些地方的报告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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