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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鸦片烟和消费品，还对中国经济产生另一恶果，在乡村以及城镇都造成很大反响。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看法，19世纪早期的银价上涨，其部分原因就是鸦片进口。[147]前文已经指出，小农和佃农的钱币收入通常是铜钱，而纳税要用银两。因此，银价上涨，意味着小农、佃农的苦痛加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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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工商业对19世纪中国乡村各方面造成的影响，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是危害而非好处。“自从与西方强大的工业接触以来，中国乡村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处于不停的衰败之中”，[149] 这一观点是有些道理的。不可否认，即使没有外来势力的冲击，清帝国所处历史环境中内在的和固有的因素也会促使中国乡村经济走上崩溃之路，但是，这些外力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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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乡村社会的恶化，部分原因是内力的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工商业的破坏作用。到19世纪中叶，这种恶化达到临界点，清帝国各地许多乡民已经因赤贫和苦痛而绝望，情况已到了崩溃边缘。许多村民痛苦无助，默默地死去；其中一些村民加入“匪”，或者聚集在寻求摧毁现存政权的反对派领导者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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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种乡村的描述，参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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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32），p.9：“一般说来，四川纯农业地区最特别的就是，并没有什么可称为村落的东西。在中国东部省份，地主、佃农和其他劳动者以及店铺老板和工匠，聚集而居。他们的住处相互比邻，为土墙环绕，常常离他们耕种的田地有一点距离——显然是为了相互保护。而在四川，可以这样说，地主及其劳工都生活在自己田地上的农房里，各家各户分散而居，并不是聚集在一处的。……由此产生的图景是：一间间农舍点缀在田野上，相互间距离不是很远。”Ferdinand von Richthofen，Letters （2nd ed.，1903），p.181，描绘了1872年成都府郊区乡村：“原野上点缀着一间间小农舍，乡民就居住在里面。每间农舍坐落在竹林、观赏性树林和果林中，若隐若现。”晚近的成都郊区，其情况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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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martin，Cycle of Cathay （1896），p.335。这首《击壤歌》，出现时间大概比尧帝时期要晚得多。“壤”（这里翻译为Lute），不是乐器，而是用于简单游戏场合的木棍。还请参见James Legge对这首小诗的翻译，引见Arthur E.Moule，Half a Century in China （1911），p.292；Herbert A.Giles，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2nd ed.，192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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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灵山县志》，22/3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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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oak Barnett，“Notes on Loc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unpublished paper，1948），“一个家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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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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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孝孺（1357—1402）《逊志斋集》，卷三《民政》。陈涉又名陈胜。关于他的传记，参见《史记》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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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1935），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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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1949），第29—50页。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21—531页中叙述了王艮（1483—1541）、李贽（1527—1602）、颜元（1635—1704）等人的“农民派政治思想”。仔细检视这些人的思想，吕的观点让人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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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9），第5页。1954年纽约出版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是根据修订版本翻译的，与此处所引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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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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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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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第一章中关于乡村物质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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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1857），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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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pp.171-173.〔编者按：“天封塔”原文作“Kong-k’how-ta”，不知所指何塔。细绎原书，得知该塔位于“Fung-hwa”（奉化），应该不是位于宁波府城内的天封塔，可能指的是奉化的江口塔，也就是寿峰塔，从寿峰塔可以俯瞰整个宁波平原。作者的拼音大概依照的是奉化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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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eorge W.Cooke，China （1858），pp.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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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mily G.Kemp，The Face of China （1909），pp.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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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C.Oxenham，“Report on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Hankow，1868，”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 （1870），II，p.398。还请参见Williamson在同书第一卷第269页对1865年9月17日直隶定州附近明月店猪市的描写。关于乡市上通常出售的货物，参见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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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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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emp，Face of China，pp.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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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第一章注23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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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onstance F.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1886），II，p.134。有关中国乡村物质生活和耕作方法的简述，参见L.H.Dudley Buxton，China（1929），pp.59-63 and 65-134。Medhurst（麦都思）使团医生Clark Abel，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1818），pp.75-77，对清帝国各地不同环境作了如下叙述：“我想，无论是哪个旅行者，都会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起大沽和天津之间白河两岸地区更为凄凉。到处是沼泽，土地非常贫瘠；居民非常贫穷、悲惨，他们的住房非常简陋、肮脏、破烂不堪；土地上长不出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值得注意。……在我们第一天（1816年8月9日）的行程中，白河河岸比水面高不了多少。……河岸以外之地区，比水平面更低。……在河岸两边，一块块小米地，点缀着一些豆地，环绕在紧挨着河边的泥土房周围；产量相当少，连养活聚集在两旁看使团走过的居民都不够，很难想象可以维持居民生存。在这些围观的居民中，大多数是男人，衣裳破烂不堪。……我们走过一段路之后，沿途虽然仍然贫穷，但景况越来越好。小米地块越来越大，居民衣着越来越好。当我们来到距离天津几英里处，这种改变更明显。从这时起，我们所看到的玉米地和豆类地绵延不断，住房更加坚固；居民比起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要更健康和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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