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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恩平县志》，4/12b。南海和九江两地都是经济繁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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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例见《阳江志》（1925），7/4a；《巴陵县志》，52/6b；Kulp，Country Life，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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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不到1/10的移民成功地迁回。”更坏的是，出门闯天下未成功者在其家乡也属不适应环境的人（如果他们的确设法回去的话）。无论怎样，这些人中很少会愿意或能够像辛勤的农民那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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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llsworth Huntington，Character of Races，pp.192-193：“（灾荒之后）逃荒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由设法回到家乡的人组成。……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家乡拥有土地；原因之二是性格使然，他们受传统影响，喜欢过旧有的生活，即使悲惨也愿意。……另一类逃荒者，则属于充满精力和开创精神的人。……乡村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Huntington的总结性结论虽然不可信，但其观察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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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Kulp，Country Life，pp.53-54；吴文辉《灾荒与乡村移民》，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六卷，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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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巴陵县志》，5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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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邯郸县志》，6/3b。还请参见《同官县志》，10/12b-17b；Lin Yüeh-hwa，Golden Wing，pp.3-10，黄东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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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王植《遵旨缕陈八事疏》，引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6/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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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2/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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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例见《靖州乡土志》（1908），2/21b列举湖南靖州20世纪初的数据：成年男子总数为44，126口。其中，士子有2，576人，农民为2，550人，商人为1，528人，小计33，873人。〔编者按：人数有误。《靖州乡土志》原文：士，二千五百七十六；农，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工，一千五百二十八；商，二千五百五十。〕其余占总数23%的10，253人可能大多数无业。《绵竹县乡土志·历史辛》（1908），15a中列举了四川绵竹县20世纪初的数据：男性人口为218，580口。其中，士8，900人，学童2，000人，农173，900人，工14，500人，商11，250人，吸烟者4，690人，游民3，310人。《洛川县志》在6/10b中列举了陕西省洛川县在20世纪初的数据：拥有职业（种田等）的为1，032人（占3.5%），无业者30，122人（占96.5%）。Kulp，Country Life，p.90，提到了广东省凤凰村在1920年代的数据：总人口为650人；其中，有职业者为167人，移民55人，无业者4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65%）。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p.139，提到了江苏开弦弓村在1930年代的数据：家庭总数为360户；其中，274户从事农业，59户从事“专门职业”，14户从事渔业，13户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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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Kulp，Country Life，p.38，作出的结论比较模糊：“如果农民一生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龄为20岁到44岁，那么很清楚，只有29%（1/4强）的人口创造了维生所必要的收入。然而，在这29%的人中，包括一些因健康原因而丧失劳力的人；其他45岁到64岁年龄段的人，应该还有一些具有生产力的像是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或是在外经商的男子。考察所有年龄层的人的生产能力，可以说实际上有一半人口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口的劳动。”Kulp所说“20岁到44岁”的含义虽然并不清楚，但他那许多人口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观点，大体上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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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杨景仁《筹济编》16/17b-24a，概括了清政府1682年到1802年间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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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杨景仁《筹济编》，16/21a-b和23b。还请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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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R.Huc，Chinese Empire，II，pp.324-325。Huc还在第323页中作出这样的总评价：“在艰难年月里，度日如年。中国的某些地区，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于饥荒，每天仅能糊口的人，多到数不清。”晚近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其事例可以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248-249，对山东郓城县乡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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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Constance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 （1886），II，pp.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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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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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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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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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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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吴文辉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45页上发表的论文〔编者按：《灾荒与乡村移民》〕估计说，在1846年袭击陕西、山东和江西的洪旱灾害中，有220，000多人死去；在1849年袭击直隶、浙江、甘肃、江苏的类似灾害中，有13，750，000人死去；在1876年到1878年间，江苏、山东、直隶、陕西、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大约有9，500，000人死于各种灾害。还请参见《清史稿·灾异志》，1/37-41。下列地方志的记载，也可以说明此点：据《靖州乡土志》（1908）2/10a-b的记载（只包括汉人，苗人不在此列）：据《同官县志》（1944）8/1b中的记载：《翼城县志》（1929）在9/11b-12a中记载说，陕西翼城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其后果是：人口从139，985人锐减到45，248人，户数从25，957户锐减到11，131户。抛荒土地有23，08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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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Chang Chung-li，Chinese Gentry，pp.51-52。Morton H.Fried 对现代安徽滁县所作的下列考察，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19世纪的总体情况：“在过去五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滁县乡绅不断移居县城。这一潮流缓慢，而持续。随着清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减弱，远离城墙保护的乡绅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安全。……由于乡间出现了土匪，偶尔会有民变，生活在乡村中的绅士……就成为这些土匪或民变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绅士急于移居县城，不但寻求城墙的实体保护，而且通过宗族纽带关系和‘干亲’（私人之间的协议或‘好意’）关系寻求官员的社会保护。”参见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p.224。不过，绅士并不一定都到有城墙的城镇寻求保护。19世纪流行的一句名言警告说：“小乱隐于市，大乱隐于乡。”其道理十分清楚。在大规模反叛或民变期间，城镇如果遇到强烈围攻而抵抗失败，灾难就容易降临。这样，较高程度的安全存在于乡间堡垒。因此，认为乡绅移居城镇的唯一动机在于寻求生命保护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城镇是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中心，活跃的乡绅自然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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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正如Lin-le （林利，即A.F.Lindley），Ti-ping Tien-kwoh（1866），I，p.101，指出：“在1838—1841年期间，清帝国许多地区处于极端悲惨和贫乏的状态；由于灾荒非常严重，致使成千上万的居民死去，无数居民被迫走上造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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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蒙城县志书》，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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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Von Richthofen，Letters，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