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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河南、山东各省教匪辗转传习……一遇荒歉之时，恃众强横，白昼伙抢，名曰均粮。南中则湖南之永郴，江西之南赣，与两广接壤处所，会匪充斥。……该处良民及商旅经由者，亦多出钱挂名入会，借免抢劫之害。[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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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量饥民所引起的动乱，显然是政府潜在的威胁。事态常常向爆炸性方向发展；当被想要挑战政府权威的人加以利用时，暴动就很容易转化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叛乱。无论怎样说，饥饿的灾民很容易变成抢劫的暴徒。19世纪中叶广东一位叛党领袖提出的“申述”很能说明问题，一位西方作者曾加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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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百姓本来出生在丰衣足食的时代，曾经也是非常效忠的子民；我们的家庭在村子里受人尊敬，我们的行为也很端正，并尊重他人财产。但是，由于老天天天下雨，农夫们颗粒无收，我们也无钱来办事，因此三教九流不得不加入土匪。我们本来到广西找个地方避难，但遇到处境同我们一样的乡邻时，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想不饿死，就得加入土匪。[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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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绅士在暴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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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事例显示绅士有时也卷入暴动。在一些事例中，他们是普通民众发泄仇恨的对象；在其他事例中，他们则扮演了煽动者或组织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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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情况下，绅士和非绅士的富户会成为地方暴动的对象：其一，他们作为粮食囤积者，会在一些饥饿暴动中受到饥民的攻击。其二，作为土地拥有者和享有纳税特权者，他们会跟地方官一样，很容易受到愤怒的反勒索者的粗暴对待；特别是那些与地方官狼狈为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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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面章节已经对第二种情况作了解释，[132]不过，1846年一份官方文件中的记载，在这里值得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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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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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9世纪的作者也有同样的观察。他指出，“毁仓毁衙署、拒捕伤官”的暴动在江苏“无岁不闻，无城不有”，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34]江苏以外其他省区也有类似的情形。19世纪期间，浙江、江西、湖南[135]和湖北[136]等省一些地区也爆发了一系列特别严重的此类暴动。在所有这些暴动中，乡绅常常因其可憎的行为而成为群众施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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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作为暴动的煽动者或组织者的角色相当重要，因而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在几乎所有记载在案、规模相当大的暴动中，绅士的角色都很突出。当然，当大多数居民极为愤怒时，普通民众自己也是有能力发动暴动的。1842年发生于浙江秀水县由虞阿男领导的反敲诈勒索暴动就是这样。虞阿男属于那种“无赖子”，他的名字就清楚地表明他地位非常低下。[137]然而，这种没有得到绅士支持或指导的暴动，组织可能非常糟糕，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绅士之所以在暴动中拥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是由于他们识字，这让他们在暴动中拥有相当有用的知识或技巧。由于这一原因，在科举考试中还未取得任何功名并因此不属于绅士阶层的读书人，也常常在许多暴动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探讨中把这些读书人称为“文人”，以便同拥有功名的士子相区别；而士子在这里被视为绅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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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村民寻求的领导人物，绅士和略逊一筹的文人，经常承担起维护地方利益，或者在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加以保护的职责。而且，他们是拥有特殊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物（作为地主和享有特权的纳税人），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时刻打算扩大其特殊利益，并在必要时加以保护。因此，如果地方官的行为有损于地方或私人利益，或者这样做可以赢得名声时，其中一些绅士和文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事例多不胜数，但是下列这个事例特别有趣。一名新被任命、以“横暴”而臭名远扬的知县，还未上任，就被一场威胁性的暴动逐走。根据西方一位传教士的记载，这件事发生于1840年代的湖北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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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官员被任命为知县，但该县居民反对他到任。因为他在刚刚离任的地区，就以专横、暴行而臭名远扬；当地居民深受其不公和敲诈勒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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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被任命为知县的消息传到房县后，群情激愤，居民张贴言辞辛辣的告示。接着，一些当地头面人物作为代表，前往该省省会，向总督提交谦恭的请求书，请求总督怜悯房县百姓的贫穷，不要派一只老虎去把他们吃掉，而要派一名真正的父母官来关心他们。但是，请求书未被接受，总督命令新知县次日就去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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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回到家乡，向乡邻宣布了这一悲伤的消息。全城居民惊恐万分，但并不坐在那里悲伤。头面人物聚集起来，召开大会，邀请最有影响力的居民到场。会上决定，不能让新知县到任，应该有礼地拒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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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县一到县衙……就被告知，城中主要人物求见。……代表们匍伏在新知县面前；接着，其中一个代表上前一步，以异常礼貌的语气、极端优雅的姿态对他说，他们是代表全城居民而来的，要求他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因为全城居民不愿意他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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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群情激愤的居民，新知县……先是企图安抚，然后威吓，但一切徒劳无益。……代表们平静地告诉他，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同他讨论问题，而是告诉他事情已经决定，居民们已经决心拒绝他到任。代表们明确指出，轿子已经在门外等候，旅费也已经准备好，此外还有一个盛大的护送队确保他安全地回到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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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县仍然企图反对。但是，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衙门周围，发出的叫喊声远远不是欢喜或令人安心的。他了解再抗拒是不明智的，因此决定让步，表示愿意顺从他们的要求。……队伍立刻出发，仍然由城中主要人物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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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达目的地，代表们就径直前往总督衙门。……总督虽然脸上露出不悦，拿起名册（里面有房县所有重要人物签名的请愿书），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告诉代表说，他们的请求合情合理，应该得到尊重。[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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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面人物”和“城中主要人物”十之八九是乡绅和文人。不但“言辞辛辣的告示”是他们写的，给总督的请求书也是他们写的。（事实上，向总督面交请求书的“代表”，可能是那种在帝制时期有权进衙门的人物。）或许，正是在他们有力的领导之下，那名不受欢迎的知县才能被阻止到房县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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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事例相当少。更多的是，儒生或文人因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进而煽动反对州县官的暴力示威。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1730年代发生于直隶昌黎和福建福安的暴动。[139]1860年代，浙江省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暴动，令当局特别烦恼。[140]但是，由于文人人数不多，力量不强，无法让他们的示威变成真正的暴力，因而他们带给官员的不过是侮辱而不是伤害。但是，当充满仇恨的士子利用普遍的怨恨取得大众的帮助，由此形成的暴动就可能十分惊人。例如，1845年，浙江奉化县一些渴望成为生员的儒生暴动，最初是指控知县在主持前一次的县试中“明目张胆地公然偏袒”，但随后凑巧发现他还“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这些儒生立即利用这一点作为对知县开战的理由。“在县试第一天，儒生聚集起来反对县当局，接着在民众的帮助下，赶跑了知县。”[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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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主和纳税人，绅士在其个人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或伤害时，会采取暴力手段。许多事例显示，拥有各种功名的士子或拥有官品的士大夫在地方暴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1843年，湖南浏阳县两个乡村地区爆发的反敲诈勒索暴动，其领导人都是生员。[142]1846年，广东灵山县的居民暴力反抗“苛征”，聚集“暴徒”，捣毁税吏官署，主要领导者也是一名生员。[143]19世纪中叶，西方观察者对浙江的一次暴动所作记述，尤其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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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暴动的发生，起源于一些政府官吏在税收中的敲诈勒索。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文人——最有影响和最有力量的阶层——也参加进去。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府城宁波，向知府申述冤情。知府根本不听他们的，反而质疑说辞的真实性，要他们从“四书”中引经据典加以证明。不过他们拒绝了，说他们是来申述冤情的，而不是背诵经典。知府更加恼怒；他手下人愚蠢地建议以藐视衙门罪，对鲁莽的申述者进行“掌嘴”的惩罚，不幸的是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三个代表非常难堪，气愤地返回奉化；民众更加气愤，决心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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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暴动民众和官军（据说，官军有600人；另一些人说有1000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斗，官军被打败。……这时（1847年10月12日），法国使臣乘坐“女神号”汽船从舟山到来。早上8点，署宁波知府拜访英国领事，说他非常期望见到法国使臣。……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强调说来自奉化的消息非常糟糕，3名官员被杀，官军被打败；还说道台已经成为叛军的阶下囚，叛军可能很快就向宁波进发。[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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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得知一支10，000人或12，000人的军队已抵达宁波，而几名地方官已经受到惩罚后，整个暴动最终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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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参与暴动的事例，并不限于上述少数几个省份。例如，河南省一些地区1854年和1855年组织的反勒索暴动的“联庄社”，其中一个领导人就是生员。[145]他虽然是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但是其他许多领导人也可能拥有类似的身份。1858年，山东一些地方上报的反敲诈勒索暴动，也是由廪生和武生领导的。[146]1884年到1885年，贵州某县爆发的一场暴动，是由一名举人及其伙伴领导的。这场暴动最终发展成为民变，民变队伍包围了铜仁府城，杀死知府。[147]事实上，广西省一系列反敲诈勒索暴动中的绅士领导非常普遍，因而19世纪的一位中国作者毫不犹豫地写道，那些“有一阶半级者，即怙势与官抗，官不敢言催科事”。[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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