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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在清代动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秘密社会的组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组织通常从绅士和知识分子中吸收成员，而且从普通百姓中吸收力量。下列一段歌谣，描述了19世纪中叶兄弟会举行“香会”（吸收新成员的仪式）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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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姻缘在香火，既烧岂复分尔我。官耶士耶普见收，卒隶兵弁无不可。[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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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绅士和普通百姓的合作对造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朝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反清复明”的造反运动。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思想主张解释得很清楚。在旧王朝崩溃后存活下来的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地参加、支持了这一场运动。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为情况表明，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不关心他们进行的事业。1728年，一名极为热心地支持“反清复明”的湖南文人，试图劝说高级军官岳钟琪起来反抗满族统治者。他的企图令人激动，但造反并未出现。这名文人明显认识到他的事业缺乏民众的支持，只能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试图劝说“清世宗最重要的亲信”倒戈。[214]不过，一些秘密社会组织始终延续着反满思想。[215]这种事业，最初只是得到前朝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最终得到了普通百姓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且很可能在太平天国发动阶段产生了一些影响。[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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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被低估。从最广泛的含义上来说，普通百姓包括所有没有绅士地位的居民。基于这个理解，他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首先可以区分为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前者包括所有雄心勃勃但还未参加任何级别的科举考试的学子、科场失意者（所有这类知识分子在法律上都还不是绅士），以及所有其他因职业关系而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人（如医生、商人和道士）。[217]虽然这类文人所享有的威望和影响不如绅士，但是他们由于拥有读写能力，就拥有了乡村广大目不识丁的大众所得不到的优势和条件，他们可能比较有主见，在地方上享有与其他普通百姓明显不同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错误对待或伤害更为敏感，表达自己的情感更加清楚有力，更为积极地想办法改变令人不满意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比其他普通百姓或许更聪明，见闻更广，因此，当绅士不能出头领导其他普通百姓时，他们就会去做。他们不像绅士一样，比较不受规范的束缚，不认为效忠于现存政权有何必要，他们更容易在发动地方暴动或全面反叛时扮演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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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中，可能有一些具有不寻常的远大抱负、才能、精明或积极进取的人，比如首先起来领导叛乱推翻秦王朝的陈涉。这种人的社会地位虽然同普通农民相比，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对所在社会或乡邻常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即使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在地方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人，在不寻常的环境中站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以轰轰烈烈的行动震撼世界。他们虽然也是平民，但是一种特别的平民，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就称他们为“特出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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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普通百姓，与没有什么影响、安分守己的乡民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有特别的能力，而是由于习惯性的桀骜不驯、目无法纪和好吃懒做，而这种人在正常时期，就是地方上的恶棍、游手好闲者、职业性乞丐；政府常常称这些人是“奸民”或“莠民”。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首先起来引发动乱，并向政府挑战。[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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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类普通百姓——识字的平民、“特出的平民”和官方所说的“奸民”，无论在清帝国什么地方，所占比例都较少。在中国乡村人口中，最多的是质朴的农民。农民，连同小摊贩、工匠和其他生活在乡村或乡镇的群众，是真正的平民，也就是中国所俗称的“老百姓”。正是他们艰难困苦地从事自己的生计，拒绝改变自己习惯上的生活方式，为中国人赢得了忍耐、驯良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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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一场造反中，这种“老百姓”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其他几种“平民”。拥有特殊才能或思想主张的平民，有时会发动或领导造反；而“老百姓”提供的只不过是力量源泉。换句话说，前者积极地决定与参加造反的绅士阶层合作，而后者只不过是提供绅士阶层不能提供的人力资源。因此农民在造反中的基本角色的确是充当普通士兵，冲锋陷阵，让造反领袖有可能把他们的目标或计划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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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普通农民的行为及其参加造反叛乱的原因作进一步探讨，是非常有用的。既有材料表明，村民参加造反，有的是迫于环境，有的是受到造反运动中各种因素的引诱或施压。同其他阶层的人一样，乡民的行为态度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一旦环境变化使人难以承受，农民的心理也会发生猛烈的变化。当死亡逼近时，温顺的农民陷入绝望，就愿意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一位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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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于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忍耐。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事靠他的力量和勤奋就能解决。他感觉，自己是无助地靠着天时的轮转过活。……他们的这种忍耐力……导源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最终成为了一种本能。在有些情况下，静静地等待是唯一的出路，这时忍耐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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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态度只有有限的正确性。……如果群众不采取积极的自救措施，而是屈服于越来越糟的状况，忍饥挨饿，最终这种态度本身会成为一种严重的生活问题。[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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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已经极为恶化的情况下，农民自己还不一定愿意采取行动，他们还不想改变习惯上的消极态度。只有在来自绅士阶层或特出平民的领袖出面领导时，其中一些农民才会起来参加暴动或造反。如果社会大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大多数农民才会参加造反队伍，大规模的民变才会爆发。[220]或者，如同19世纪有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果造反领袖来自于一个邪教，那么就会出现以迷信权力反对政治权力的情况，此前羞怯的农民大众就会展现出不可思议的高度进取心和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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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农民参加造反可以说或多或少是自愿的。迫于令人无法忍受的环境，他们不得不改变习惯上爱好和平的性格；他们参加造反，是因为受到“煽动者”许诺过好生活的引诱，而不是受到胁迫。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参加造反的。可以理解，领导者非常渴望扩大自己的力量。一旦劝说和许诺无效，就毫不犹豫地强制或威吓农民参加。1789年，当白莲教蔓延数省之时，一位中国作者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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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入一村，则烧一村；入一镇，则烧一镇；仅以胁良民为贼。……邪教滋扰数省，首尾三年，烧村镇愈多，无身家衣食之民，附之者愈众。邪教之征，又不会惜此等，每行必驱之前，或抑之在后，以抵官兵。故诸臣入告，杀数千人数百人者，即此无业游民，非真邪教，非真贼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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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并不忠诚，因而并不相信他们，并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们背叛。白莲教会在教众脸上刺上白莲花图案或“白莲教”三字。[222]太平天国领袖也因为同样原因而规定参加者不准剪发，因此而得到了“长毛”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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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会胁迫农民参加的方法，也很有代表性。根据一份官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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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赣会匪首犯凶横狡黠，遇有恒产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会者，非劫夺牛马，即蹂躏田禾，甚至抢掠子女，勒银取赎。小民被其凌逼，不入会则祸不旋踵，无以保其身家；入会不过敛给银钱，犹可免其荼毒。[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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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曾国藩的看法，太平天国领袖采取的方法特别有效。他在1853年一封发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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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匪所到之处，掳我良民，日则看守，不许外出；夜则围宿，不许偷逃。约之为兄弟，诱之以拜上。从之则生，背之则死。掳入贼中，不过两月，头发稍深，则驱之临阵。每战，以我民之被掳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压其后，反顾亦杀，退奔亦杀。……不得已，闭目冒进，冲锋力战。[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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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造反领袖并不总是采取上述那种苛刻的方法来赢得乡民的支持或帮助，而是以口号和宣传品来引起大众的兴趣。此外，他们对待村民的态度比官军要好得多，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诱村民背叛政府。1853年，一名官员在河南省一些地方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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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打粮，直至济源、孟县境内，小民无可倚仗，初以米果等给贼，贼以厚价诱之，愚民贪利，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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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官兵所过之地，往往掠人车马财物，扎营左右村庄皆被骚扰。[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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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作者对1853年南京周围局势的观察，特别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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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控制了城市中所有居民——无论是富户还是商贩——的个人服务，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并压榨搬运夫——船工。但是，虽然他们果断地占领清政府谷仓据为己有，可能也没有放过他们占领的城镇的大粮商的粮仓，可以肯定他们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的，并坚持付给一个好的价格。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旦乡民发现有机会带着粮食和蔬菜溜进金陵城而不被发觉时，就会毫不犹豫这样做。这个村的居民告诉我说，围困金陵的官军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太平军大得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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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无论是受到引诱还是强迫，当农民参加造反运动之后就处于从属的地位，根据领导人的命令行事；而这种领导人几乎都不是普通农民。这些被动的追随者，给造反提供人力资源，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并不了解造反的主要目标，也不了解他们的领袖接下来的计划。[227]因此，任何爆发在19世纪中国的造反，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被视为完全的“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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