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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赣会匪首犯凶横狡黠，遇有恒产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会者，非劫夺牛马，即蹂躏田禾，甚至抢掠子女，勒银取赎。小民被其凌逼，不入会则祸不旋踵，无以保其身家；入会不过敛给银钱，犹可免其荼毒。[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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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曾国藩的看法，太平天国领袖采取的方法特别有效。他在1853年一封发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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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匪所到之处，掳我良民，日则看守，不许外出；夜则围宿，不许偷逃。约之为兄弟，诱之以拜上。从之则生，背之则死。掳入贼中，不过两月，头发稍深，则驱之临阵。每战，以我民之被掳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压其后，反顾亦杀，退奔亦杀。……不得已，闭目冒进，冲锋力战。[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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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造反领袖并不总是采取上述那种苛刻的方法来赢得乡民的支持或帮助，而是以口号和宣传品来引起大众的兴趣。此外，他们对待村民的态度比官军要好得多，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诱村民背叛政府。1853年，一名官员在河南省一些地方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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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打粮，直至济源、孟县境内，小民无可倚仗，初以米果等给贼，贼以厚价诱之，愚民贪利，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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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官兵所过之地，往往掠人车马财物，扎营左右村庄皆被骚扰。[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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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作者对1853年南京周围局势的观察，特别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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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控制了城市中所有居民——无论是富户还是商贩——的个人服务，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并压榨搬运夫——船工。但是，虽然他们果断地占领清政府谷仓据为己有，可能也没有放过他们占领的城镇的大粮商的粮仓，可以肯定他们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的，并坚持付给一个好的价格。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旦乡民发现有机会带着粮食和蔬菜溜进金陵城而不被发觉时，就会毫不犹豫这样做。这个村的居民告诉我说，围困金陵的官军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太平军大得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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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无论是受到引诱还是强迫，当农民参加造反运动之后就处于从属的地位，根据领导人的命令行事；而这种领导人几乎都不是普通农民。这些被动的追随者，给造反提供人力资源，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并不了解造反的主要目标，也不了解他们的领袖接下来的计划。[227]因此，任何爆发在19世纪中国的造反，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被视为完全的“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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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详细探讨绅士和识字者在造反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强化这个结论。首先，真正意义上齐心协力推翻现存政权的造反概念，毫无疑问是绅士和识字阶层提出来的。正是他们发展和传播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统治者只有在施行“仁政”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保有自己的权威；一旦施行暴政，“民”就有权起来造反。[228]也正是他们在机会适当的环境中，把这一理论以通俗的形式向大众宣传，付诸行动，发动大众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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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识字者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一般关系，刘基说得很清楚。他在残暴的元朝统治最后几年写下了许多寓言，其中一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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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十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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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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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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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公卒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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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作者的意思，这篇比喻的道德教育价值不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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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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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导”普通百姓起来造反的那些人，明显正是绅士或识字文人——那些有能力对现存政权和实行政治奴役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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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明显的是，一些失意的文人——科场或官场的抱负未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比起处境相对要好的绅士来说，更容易在发动造反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人比起无数个没有地位、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来说，对现存政权更有威胁性。他们通晓历史和文献典籍，因而不但拥有造反的思想，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某种组织或指挥造反的知识和能力——一种普通农民所没有的素质。因主考官的“不公正”而产生的仇恨，很容易转变为对现存政权的仇恨，特别是在他们认为自己处境极端不幸时。在社会处于一般安定时期，他们是“刁生”；在社会动荡时期，就成为造反的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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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失意大军”的处境当然不值得羡慕；这种人的行为动向对社会安定造成的危害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位西方作者正确地观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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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文人仍然在科场中不断挣扎。……但是，大多数已经沦于地位低下、谋生艰难的行列中，如家庭教师或私塾教师、公证人或书吏、抄写员或写手、占卜者或医生、算卦者或说书人、清客或乞丐。总之，不满的情绪非常多。[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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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1850年代清帝国情况第一手资料的少数西方观察者中，有一位描述了这种失意文人的行为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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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在省试中失败的文人，仍然属于那种没有得到官品的平民。他们和那些甚至从未取得生员身份的成千上万的“候选人”，拥有的实际知识能力和行政官员群体一样丰富。其中有许多不顾后果，胆量更大……发挥着职业性煽动者的作用。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威吓和牵制地方衙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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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意文人不会停留在牵制地方当局的层次。如果机会来了，其中一些文人就会出头领导造反。此种情况的事例随处可见，19世纪发生的几个著名事例就是这样。捻军领导人之一的苗沛霖是生员；山东一支叛乱队伍领导人刘德培是秀才；河南叛军领袖李瞻，是未能进入官场的举人。[232]在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中，洪秀全连续科场失败，连生员资格也未得到；韦昌辉，所得功名不过是监生；杨秀清、洪仁玕和石达开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功名的文人。[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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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效劳在叛乱中起的作用相当大，也的确很有必要，这几乎用不着解释。下列关于秘密社会（19世纪许多动乱都与它有关）的评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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