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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能干、没有理由夸大的西方观察家，在1870年代初写道：他所到过的浙江一些地方，在太平天国之役过去13年后，好几座原来很繁荣的城市仍然是“庞大的废墟”；肥沃的河谷周围变得“一片荒凉”。[248]几十年后，另一名熟知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指出，整个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苏西部地区，在1853年到1859年期间惨遭兵燹；大约有200万人丧生。[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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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太平天国领导者早期表现出多么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定都南京后建立的政权，对治下农民的利益就不再是那么关心了。根据一位西方目击者所说，1861年南京周围的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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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政权对其控制下的地区实行暴戾统治。由于得不到人民的好感，他们就必须强迫人民提供服务。人民除了必须为他们提供无偿的劳动外，还必须进一步承受太平军兵营士兵不断的蹂躏、抢劫。……太平天国领导者经常将自己最坏的追随者斩首示众，或将抢劫和纵火犯戴上枷锁。但是，这种严刑峻法并不能制止人数众多、无组织原则的太平军将士所犯的各种各样的暴行；他们追随太平天国起义旗号，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去认真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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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太平天国领袖又如何？他们是不是犯了流行的无政府毛病？……这一问题必须部分地从结果来回答。如果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且恢复了其统治下地区的社会秩序，那么，他们的造反就是一种革命。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的前景非常暗淡。……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政府制度，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确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政府体系，并且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但他们没有权力和技巧。[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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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太平天国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大致符合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正如19世纪一位中国作者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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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开国之初，兵皆强健……行师抢掠，因粮于人，不筹饷也。以威挟制胁从，遂众不忧寡也。盗贼逋逃，视为渊薮。……焚掠抢劫，迫胁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讳之，为之粉饰。[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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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并不能总是从乡民那里得到支援。事实上，乡民常常害怕他们，就像害怕土匪和官军一样；一些著名的事例表明，乡民常常抵抗他们。1861年宁波附近农民一听到太平军部队到达宁波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反应，相当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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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稻成熟了……金黄色的稻谷覆盖了整个平原，延伸到浅低的山谷，并盘旋绕上丘陵台地。……但是，我们每到一地，都注意到再没有什么比噬骨的不安和对压抑的焦虑更令人感到哀怜的。我们每到一村，村民们都急切地问道：“他们的确要来吗？”“有什么值得害怕吗？”“我们用得着逃跑吗？”“我们应该逃向哪里以躲避‘长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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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太平军攻占宁波及其附近地区后，当地百姓以下列方式对他们的新统治者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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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民……在他们新统治者沉重的压迫下呻吟、挣扎。于是，他们在风景如画的大兰山——“大雾山”，高三四千英尺——高地上，征集并训练卫乡士兵——白巾军。……但是，太平军成功地摧毁、消灭了这些白巾军的联合抵抗，并对美丽的西部山地进行残酷的报复和屠杀。没有人能够完整描述，因为没有几个人幸免。[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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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其他地区，乡民只不过是听天由命，既不积极支持他们的新统治者，也不反抗。一个西方传教士和一群居住在离南京并不远的乡村居民的下段对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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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长毛’管辖下快乐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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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谈不上。我们悲惨得很，必须按月缴纳粮食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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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地区每一百人中有多少人丧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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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到二十人被杀死，三四十人被掠走当‘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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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被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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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远。带到苏州、嘉兴或其他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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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妻子、女儿也被抢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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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上了年龄的，长得难看的，他们不要；而年轻的，漂亮的，再也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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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冤屈，能不能向最近的‘长毛’官员请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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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虽然他们对我们说可以申冤，但谁敢啊！”[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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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话发生于1861年“天京”郊区。它反映了一个有趣事实：在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0年之后，许多村民仍然胆怯、冷漠；就像是在清王朝压迫下无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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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从某些方面认为太平天国之役是“一场自发的、根植于千百万农民思想的革命”。[254]从我们的探讨来看，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已知的事实。太平天国运动不但未能得到农民大众总体上的支援，甚至未能改变其统治地区的许多农民特有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曾国藩及其伙伴就有充分空间来同太平天国领导人竞争，竭力争取农民大众加入自己的阵营。[255]事实表明，无论是站在太平天国或是敌对一方，农民提供的都不过是人力资源；换句话说，他们在造反和军事镇压中，仍然扮演着传统的农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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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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