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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开国之初，兵皆强健……行师抢掠，因粮于人，不筹饷也。以威挟制胁从，遂众不忧寡也。盗贼逋逃，视为渊薮。……焚掠抢劫，迫胁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讳之，为之粉饰。[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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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并不能总是从乡民那里得到支援。事实上，乡民常常害怕他们，就像害怕土匪和官军一样；一些著名的事例表明，乡民常常抵抗他们。1861年宁波附近农民一听到太平军部队到达宁波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反应，相当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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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稻成熟了……金黄色的稻谷覆盖了整个平原，延伸到浅低的山谷，并盘旋绕上丘陵台地。……但是，我们每到一地，都注意到再没有什么比噬骨的不安和对压抑的焦虑更令人感到哀怜的。我们每到一村，村民们都急切地问道：“他们的确要来吗？”“有什么值得害怕吗？”“我们用得着逃跑吗？”“我们应该逃向哪里以躲避‘长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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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太平军攻占宁波及其附近地区后，当地百姓以下列方式对他们的新统治者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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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民……在他们新统治者沉重的压迫下呻吟、挣扎。于是，他们在风景如画的大兰山——“大雾山”，高三四千英尺——高地上，征集并训练卫乡士兵——白巾军。……但是，太平军成功地摧毁、消灭了这些白巾军的联合抵抗，并对美丽的西部山地进行残酷的报复和屠杀。没有人能够完整描述，因为没有几个人幸免。[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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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其他地区，乡民只不过是听天由命，既不积极支持他们的新统治者，也不反抗。一个西方传教士和一群居住在离南京并不远的乡村居民的下段对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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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长毛’管辖下快乐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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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谈不上。我们悲惨得很，必须按月缴纳粮食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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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地区每一百人中有多少人丧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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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到二十人被杀死，三四十人被掠走当‘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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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被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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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远。带到苏州、嘉兴或其他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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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妻子、女儿也被抢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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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上了年龄的，长得难看的，他们不要；而年轻的，漂亮的，再也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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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冤屈，能不能向最近的‘长毛’官员请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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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虽然他们对我们说可以申冤，但谁敢啊！”[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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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话发生于1861年“天京”郊区。它反映了一个有趣事实：在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0年之后，许多村民仍然胆怯、冷漠；就像是在清王朝压迫下无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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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从某些方面认为太平天国之役是“一场自发的、根植于千百万农民思想的革命”。[254]从我们的探讨来看，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已知的事实。太平天国运动不但未能得到农民大众总体上的支援，甚至未能改变其统治地区的许多农民特有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曾国藩及其伙伴就有充分空间来同太平天国领导人竞争，竭力争取农民大众加入自己的阵营。[255]事实表明，无论是站在太平天国或是敌对一方，农民提供的都不过是人力资源；换句话说，他们在造反和军事镇压中，仍然扮演着传统的农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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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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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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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大约与此同时，西方宗教、技术、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欧洲文明日益涌入，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混乱因素，加剧了清帝国的内部危机，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争斗、暴动和造反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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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一个西方宗教卷入的地方争斗的奇特事例开始。“皈依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之间的宗族械斗”，据说“在浙江非常普遍，在广东并非不常见，在其他省区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发生于1906年10月的浙江海门的一次争斗，特别具有代表性。关于此次事件双方各执一词。新教徒说，械斗爆发于10月9日，是时800名到2，000名天主教教徒攻打新教小社区。“罗马天主教大军”由许多队伍组成，每队由一人率领，各有不同的标志。“总司令”是当地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他的手下有11名队长，其中有几人是“著名的强盗头子”，至少有两人是“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在确认遭到抢劫和攻击之后，新教教徒被当地官员送到台州府城请求保护。天主教教徒说，引发械斗的是新教教徒，因为他们首先计划抢劫一名天主教教徒的家，并采取武力手段把一名被知县逮捕的罪犯从监牢中解救出来（这名罪犯大概是知县听取上面那名天主教教徒的建议而被捕的）。此外，天主教传教士有一块土地，围绕着新教教堂。当前者计划在这块土地上修建一垛围墙把一栋房屋（大概属于新教教徒）围起来时，新教教徒进行抵制，由此引发了冲突，“强盗和武装的新教教徒”用火枪攻打天主教教徒。[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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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冲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事例以一种简单的方法说明了两个外来宗教之间的敌对行为，如何成为地方冲突爆发的一种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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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还以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方式让19世纪的中国感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各地居民皈依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数日益增加，许多地方修建的教堂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地方，注定要增加摩擦的机会。洪秀全及其早期的支持者皈依西方宗教，事实上就是促成太平天国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民变爆发的原因之一。[257]无论从哪一派神学的观点来看，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观念远远不是正统的。但是，他们公开宣称的信仰带给他们巨大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们的行动中，尤其在早期阶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接触布道文献而产生“信仰”，洪秀全是不会成为“天王”的；虽然他可以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发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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