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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个我认为不错的试验，来判断普通居民对我们的感觉。当然，他们看到我们这些稀有动物第一次出现在他们城市的一角时，女人和孩童都恐惧地逃走了。但是，他们一旦稍微了解我们，就不怎么惊慌了。我们中的一些人说：“那些狡诈之徒之所以不敢杀我们，仅仅是由于害怕我们；他们现在向我们摇尾乞怜，是由于我们强大，可他们在心里仇恨我们。”现在，我相信这种心理只有那些终身浸在不容忍异说、偏执排外的染缸里的官员才有，而普通百姓则无。我的试验是以小孩为对象的：这种小孩因为年龄太小，不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或因没有自我克制的能力而暴露出完全不信任我们的心理；但是，年龄又不能因为太小，而听不懂其父母的谈话。我试验的结果是：我骑马沿着街道跑过时，小孩子很高兴让我从他们父母怀抱里抱过来，和我一起享受骑马的乐趣，好像我是他们父母最好的朋友。此时，在这些普通百姓心中，我们还被认为是残酷的、难以对付的、凶猛无敌的洋蛮子吗？或者，甚至被认为是一群入侵者，为了征服他们的国家或强迫他们进行贸易，摧毁了他们大半个城市，杀害了他们的同胞，把许多无辜居民驱逐出家园变成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事实上是近年来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灾难和悲伤的主要原因吗？这种入侵者的形象，或许就是他们期望给予我们的，但是如果小孩的父母真是这样描述我们，将会使小孩不信任我们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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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自然可能过分强调了普通百姓对外国人的友好。在华的西方旅行者有时会遇到怀有敌意的村民或市民；他们的敌意至少来自两个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外国人在一些地方旅行，恰巧会遇到一些积极活跃的“粗鲁之人”，就会产生不愉快的冲突；冯·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男爵1870年在湖北、湖南旅行所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他说在“中国没有遇到比居住在汉水两岸的居民更礼貌、性情更好的”，但是他发现，在湖南省，“主要由于粗鲁阶层的存在”，而且为数众多，居民非常不友好。[272]在另一些情况下，内陆地区的居民，以前很少同外国人接触，因此比起同外国人有过更多接触地区的居民来说，通常更没有反外情绪。李希霍芬男爵从湖北樊城到河南怀庆府，整个旅程为1，000里（在当时，外国人很少到过这片地区）。他感动地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河南省的居民更好了。”他仅仅在位于黄河河岸的一两个地方听到过有人叫他“洋鬼子”。[273]然而，他在浙江和安徽一些地方旅行时，经历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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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所遇到的居民（无论多少），都很礼貌，心地善良。但是，我一到达安徽的贸易中心（扬子江上航船沿江而上可以到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沿江所有贸易口岸的居民，态度非常不友好；我一到这里，立刻就感觉到了。[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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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供职的一名英国文官所观察到的事实，可以进一步证明经常同外国人接触的普通百姓，其反外情绪比其他地区的要强烈。该文官提到了1842年12月7日到1902年8月15日之间所发生的35次暴动（其中不包括义和团），结果不是丧失生命，就是丧失财产，或者两者都丧失。他评论指出，这些暴动几乎毫无例外发生于经常同外国人产生接触的地方。事实上，在这些暴动爆发的23个地区，有15个是条约港，1个是英国殖民地。[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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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位西方观察者的看法，即使是义和团，也不是山东省居民强烈的排外情绪具体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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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7年秋，山东省因其善待外国人和本地基督教教徒而赢得了极好的名声。……但是到是年11月1日，在一场冲突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残忍地杀死，德国立即以此为借口，实施它谋划多年的阴谋，占领中国一块领土。11月14日，海军上将迪德里希斯（Diedrichs）派兵在胶州登陆。……次年3月6日，中德双方在北京签订一个条约，规定胶州湾及其伸入内陆附近的山地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山东巡抚及另外六名高级官员免职；赔偿白银3，000两；修建3座“赎罪的”礼拜堂。除此之外，德国还取得了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的权利，并享有在沿线30里地区内开矿的权利。这些条款非常苛刻，但是最为痛苦的是土地被他国占领。这一高压行为使得中国人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德国人的态度产生了不祥的变化。对德国人来说，如果人数很少，要想到中国内地旅行，是很不安全的；随后有三名不明智的德国人就遭到袭击，虽然他们侥幸逃脱了。德国政府认为这是又一场无缘无故冒犯德国的犯罪；为了惩罚犯罪者，德国胶州租借地司令立即派遣部队到达现场，烧毁两座村庄。这一报复严厉而不加分别，犯罪者自然受到了惩罚，但也使无辜者受害。因此，中国人反外怒火被点燃，许多外国人预见了严重的后果。[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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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人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但是他们不是唯一应该为仇外怒火日益扩大负责的人。19世纪末，一名西方作者观察指出：“第一批欧洲人进入中国，给中国人带来的印象并不比强盗、杀人犯好多少；自那时以后，中国人一直抱着这种不愉快的印象，并没有什么改变。”“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祈祷和平，另一方面，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因此，如果中国人怀疑前者，害怕后者，一点也不奇怪。”[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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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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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在排外运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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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事态的演进迅速向1900年悲剧性的顶点逼近。就有关的中国人来说，绅士和普通百姓都卷入了这一场大灾难。然而，就像在其他类型动乱中一样，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绅士负责发动和指导，而普通百姓提供人力资源。1841年5月发生于广州北郊，被一些学者视为“19世纪反外运动的起点”的三元里事件，是这个事实的最好说明。[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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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双方观察者的看法，[279]骚乱的直接起因是当地居民对英军在广州附近一些村子所犯暴行的仇恨。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当这些英军要到佛山途经三元里时，当地人民就吵闹着要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肆行抢劫掠夺、强奸妇女的暴行已经传开了。突然，锣鼓声响，103乡的村民，男女数千人聚集起来，包围了他们。[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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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并没有赢得对英军的胜利，[281]但是，强烈地反抗“英夷”的运动持续发展起来。对英军在广州附近村庄所犯暴行的仇恨，迅速与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的一些中国作者毫不犹豫地赞扬了暴动村民保卫广州城的爱国行为。一名中国官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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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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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想追溯实际发展过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村民是因对英国人暴行的仇恨而被鼓动采取强烈反应的，煽动和指挥动乱的正是地方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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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名英国官员的说法，“排外暴动十有八九，直接是由衙门煽动和鼓动的。可能并不是由官员本身，但无论如何是得到了他们的鼓励，或者是地方上文人的鼓励”。[283]就三元里的案例来说，非常清楚，从一开始就是由绅士成员指导的。广东一名教育官员（他十之八九插手此事）记述说：英军在各村所犯暴行的消息传到举人何玉成耳中后，他立即召集广州（包括南海、番禺和增城）附近各村领袖集会，指示他们派遣“丁壮”，“出护”三元里。在村民和“夷兵”两天小规模的战斗之后，三名地方官员（南海和番禺两县知县和广州府知府）在两广总督祁（刚刚接替琦善之职）的命令下进行调解。这三名官员“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越数时许，绅士潜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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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非常清楚，真实性毋庸置疑。因为，它至少可以得到现场目击者即“马德拉斯工程师”（the Madras Engineers）号炮舰海军上尉的全面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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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协定生效的次日，广州附近各村村民携带着武器和旗帜，开始聚集起来，人数多到令人害怕。……我们相信，这些民众是被一些有地位的爱国绅士的“煽动”性的演讲、揭贴而发动起来的；令人害怕的是，英国先头部队的散兵游勇一些过度抢劫行为，进一步激怒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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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1841年5月30日），他们人数一直都在增加；大约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大约10，000到12，000人出现在山头上，并且准备向前移动了。这时，广州知府来到现场……提出派一名有品级的官员前去解散群众。……他们最初拒绝服从那位官员的解散命令，但是在官员同群众领袖进行一番短暂的讨论之后，他们就开始解散……在半个小时里，几乎全部消失了。[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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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绅士领导居民反对外国人居住地区扩张到工厂之外的事例，可以从一份告示的内容看出来。这份告示借由重提先前对英国人的所有控诉，以此激起普通百姓的反感：“其主忽男忽女，其人若禽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并控诉他们在1841年5月签了协定之后背信弃义，仍然怀有敌意。警告人民，如果听任英国人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而逼近榻前”，其他各国就会起而效尤。[286]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或普通农民，当然写不出这样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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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料表明，华南地区的一些书院和社学是1840年代排外宣传的中心。[287]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此外，由于一些书院和社学在地方防御活动中起着领导的作用，因此，控制书院和社学的绅士自然容易动员各村参加团练的人员进行排外运动。我们前面才提到的发动广州附近各村“丁壮”参加三元里反英抗争的举人何玉成，就是一名建立社学并把团练组织同社学结合在一起的绅士。类似的组织在此邻近地区涌现，参加的总人数据说在数万以上。这些接受编组和训练的乡勇，“无事相安农业，有警农即为兵”。[288]因此，可以认为，“环山立麓”的10，000人到12，000人，其中一些就是服从其领导人的命令而来的乡勇。有趣的是，在1841年反英抗争之前，这些由绅士控制的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位于广州郊区的乡勇一度接受驻扎在广州官军的副将指挥。[289]显然，包括总督在内的地方官员，希望利用这些乡勇让英国人认识到对他们轻率地强加无理要求是错误的。但是，当其中一些绅士率领乡勇真正攻打英军时，地方官员发现否认自己同乡勇有任何联系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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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49年，当英国人再次重提进入广州城的要求时，负责省城附近地区一些书院的绅士主动组织在省城里的绅士，建立反抗入侵者的武装队伍，据称“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290]后来在1856年，根据当时一位中国作者的记述，英国人强行进入广州城时，“昔年创夷人于三元里”的城北96村村民，在三名退职在家的官员领导下重组团练。[291]由于时间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但是，这种情况又一次证明了广东省和其他地方的排外运动，是由绅士发动和领导的。[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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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假定任何特定地区的所有绅士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相同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一些绅士认为传教士的工作对中国有益，因而毫不犹豫地对传教士持友好态度。例如，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1836年报告说，医疗传教士协会的工作吸引了许多政府官员，“甚至连位于广州西面的南海县知县，也送来请帖”，要求给他一名亲属的孩子治疗。三年后，该传教士又报告说，广东省署理按察使也请他们治疗。“1840年，一名姓于的广东布政使，也要求给他治病，但是由于他长时期同林则徐不和，因而既不敢来医院，也不敢来商行（The Hong Merchants）。”[293]事实上，即使在反英抗争强烈的19世纪40年代早期，广州绅士之间的态度也不是一致的。根据西方一学者的观察，一些绅士1842年12月2日开会讨论反英运动时，其中一名绅士朗读一则声明，“要出席者保持冷静，提醒他们（强烈要求抗英的绅士），反对派的唯一目标就是煽动起一场骚乱”。结果，“会议在混乱中终止”。[294]显而易见，反对派要求得到足够的支持来进行反英斗争，并成功地激起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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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官员和绅士之间在排外运动上总是采取合作的态度，也是错误的。要对地方和平和秩序承担责任的官员，不可能支持绅士发动或坚持排外运动。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发生的一系列反英斗争中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官员有时因不支持此项斗争而激怒了绅士。一名御史上奏指出：“粤民与英夷为仇雠，即与地方官为仇雠。”[295]广州知府因对“英夷”采取安抚态度而成为反英爱国绅士谴责的对象；[296]其他为绅士指责的官员，也成为普通民众嘲弄的目标。因此，有一句著名的谚语这样说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不过，此话可以反过来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297]在一些情况下，排外运动展现出来的是反抗官府的暴动的面貌。[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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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随后的排外暴动，显示出大致相同的情况。1868年8月22日，一名传教士企图在江苏扬州修建教堂时，一场排外运动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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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是大运河上一座拥有36万居民的城市。传教士在问过大约30家不同的房子后，终于设法租到一家。但是，来自镇江充满仇恨的宣传，激励了扬州的文人，他们竭力阻止传教士进驻这个地方。他们最初是散发诽谤性质的传单点燃普通民众的反外情绪；在这行动无效之后，就采取大规模的宣传，直到整个城市都警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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