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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种做法古已有之。清王朝首次运用可能是在1677年（康熙十六年），为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2）而募集军费。19世纪后半期，捐纳泛滥开来，1903年正式停止。参见王先谦《东华录》相关年份。John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 （1860）各处，描述了曾国藩1854年早期实行的“买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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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皇清奏议续编》，2/13a，收录了王苏的一道上奏〔编者按：《请整饬亲民之官疏》〕，其部分内容如下：“川楚例捐纳人员简发各省者，知县一项为多。此项捐纳之人未必皆身家殷实，大抵官亲幕友之属；并有一种家无儋石之人，各处借贷，报捐知县，其人类皆伶俐佻巧，貌似有才，按其居心，实与商贾无异。一经得缺，便当以数万赤子付之，岂能有益？”还请参见John F.Davis，China（1852），II，p.200：“在人们最终得知官职用一笔钱就可以得到之时，开始时并没有多少人去买。随着有官当就有条件发财之后，官职就成为一种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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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简要的描述，参见Meadows，Desultory Notes，No.9，pp.101-116，and No.10，pp.117-123；黄六鸿《福惠全书》，17/3b；冯桂芬的言论，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22/5a；《广州府志》，129/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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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见Huc，Chinese Empire，I，pp.366-377，和 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1865），I，pp.3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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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一谚语虽然稍微不同，但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编者按：“六扇”原作“四扇”，误，六扇门代指官府、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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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ichard R.Tawney，Land and Labour （1932），pp.172-173：“在中国，不只是政府，就连‘政府’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不受欢迎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很多。在过去10年中，除了税收和战争外，它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把“战争”两个字去掉，这条写于1930年代的句子，可以用来描述19世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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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1/62b-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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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uc，Chinese Empire，I，p.97描述了村民对政治的冷漠。1851年，道光帝驾崩之后不久，Huc从北京出发旅行。他试图在旅馆茶桌上了解乡民对皇位继承问题的看法：“一些人说道：‘听我说，朋友！为什么要因这些徒劳无益的猜想而烦恼操心呢？官员不得不关心国事，并因此得到报酬，那么，就让他们挣他们的钱，但不要用与我们无关之事来打扰我们。对我们来说，最好莫问国事，否则没有好结果。’另一些人叫道：‘如果我们免费去关心政治的事，我们就是大傻瓜。’他们随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茶已经凉了，烟斗也熄灭了。”对于19世纪不善表达的中国人来说，Huc所记录的对话或许过于雄辩了一点，但其所表达的情感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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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Farm Economy （1932），p.407，根据1920年代在中国非常分散地区的考察，农家子弟入学率不超过30%。可以想象，19世纪的比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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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1946），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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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1899），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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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鹿邑县志》，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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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 （1891），p.77.Arthur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p.152-153以如下语言解释了贫穷对农民心态的影响：“像中华帝国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生活水平总是降到了最低点，是不折不扣的‘活命’。为了生存，必须要有谋生手段。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尽其所能，为自己取得生存手段。这样，中国人就被说成是‘把贫穷变成了一种学问’（reduce poverty to a science）。极度贫穷和为生存而努力斗争……就会发展他们的勤劳。同样的条件也会发展他们的节俭……坚韧、忍耐的精神也能培养起来。”放弃教育，正好是大多数乡民实践自己“贫穷科学”（science of poverty）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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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aniel H.Kulp，Country Life （1925），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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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一结论只能适用于18个行省的“本部”中国人。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是例外的，甚至连客家人也远远不是臣服或驯服的。举例来说，谢廷玉（Hsieh T’‘ing-yu）就评论客家人的性格是“不屈不挠”。参见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29年卷十三，第219页。罗香林也同样地认为“客家人最充满革命精神”。参见《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第490页。〔编者按：《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版仅292页，疑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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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南海县志》在22/4b中记载了一个关于传统道德对村民影响的事例：“刘福成，南海县石龙乡人，家贫，入塾仅年余，即为人佣保，以诚实见重。及长，为致书邮，所入悉以奉母。……弟妹五人，皆抚育成立。……咸丰甲寅，红巾乱，道路梗塞，歇业家居，困甚，贼诱之曰：观汝膂力绝人，又通技击术，随我去，富贵可期也，何自苦为？福成以母老弟幼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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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rthur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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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2nd ed.：“feud：（1）敌对、敌意；过去的用法。（2）争端或争吵；相互之间剧烈的恶感和敌意，尤其是指家庭、宗族之间、派系之间难以化解的冤仇，其特点是为了报复之前所受的屈辱，轮流施加暴力并造成流血事件。”本章所用“争斗”一词，不但是指狭义上的“敌对、敌意”，而且也指广义上的“争端或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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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关对械斗情况总的概括，可以参见郎擎霄《近三百年来中国南部之民间械斗》，载《建国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三期第1—10页、第四期第1—14页和第五期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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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2/8a-b。Meadows，Rebellions（1856），pp.139-140：“那时，在广西贵县，有名非常富有的客家人纳一名与本地人有婚约的女孩为妾。该本地人根据婚约强烈反对；而这位客家人断然拒绝放弃，并答应支付一大笔钱给女孩父母，以解决此事。在县衙门，每天都有无数人提出申述，指控客家人，官员们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争斗。……由此导致的结果，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很快就发展成为械斗，越来越多的村子逐渐卷入进去。农历八月二十八日（1850年10月3日），械斗开始。在最初几天里，客家人占有优势。……然而，本地人越来越勇敢，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打败了客家人，烧毁了客家人的房屋，致使客家人没有栖身之地。客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流亡于拜上帝会（其中许多也属客家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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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15/4a-5a，1742年签发的一道禁止集资作为宗教活动经费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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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海县志》20/8a提供了这么一则材料：“我乡洪圣庙三载一巡……值事苛派于丁粮，由是而典质而鬻女，所在多有。勒抽不遂，则值事拥众入而毁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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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皇清奏议续编》，4/5b-6a，周廷森1803年提交的一道奏折〔编者按：《清刑名条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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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齐树楷《惜阴学案》，载《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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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江西通志》，142/36b，文晟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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