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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津县志》，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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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滁州志》（1897），熊祖诒为1672年旧志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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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滕县志》（1846），6/36a-b。同书14/11b中记载了这首用当地方言所写的愤怒打油诗：“尖尖头，细细尾，嘴儿藏在盖儿里，连头带尾没寸长，吃尽滕阳多少米？”显然，这位当地的打油诗人从汉字“倉”（Herbert A.Giles，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No.440）的结构得到启发，把令人讨厌的官吏比喻成硕鼠。《滕县志》12/14b中记载了一首佚名文人所写关于“生祠”的短诗。结尾的几句是：“何故焚香祀猛虎？生祠几处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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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皇清奏议续编》，2/12b。〔编者按：王苏《请整饬亲民之官疏》。〕态度也毫无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即使真的由普通镇民或乡民进行评判时，官员被认为是良好的行为通常也并没有多好。根据19世纪一位西方作者的观察，“好官”和坏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腐败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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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eadows，Desultory Notes，p.168。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本书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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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冯桂芬《显志堂集》，2/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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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15-19b，记载这么一项措施：“州县官贪婪苛虐，平时漫无抚恤，或于民事审办不公，或凌辱斯文，生童身受其害以致激变，衿民罢市罢考，纠众殴官者，革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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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黄六鸿《福惠全书》，32/3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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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1/24b-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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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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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甲集，77a（同治九年三月一日）提到发生于浙江嵊县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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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壬集第二集，49a，光绪四年八月一日，引自一道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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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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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一位礼部侍郎在1745年的一篇上奏中描述了此种情形：“地方官审理词讼，自应秉公听断……乃乡里棍徒怀挟私忿，纠众罢市，甚至凌辱长官，无所顾忌。”参见《皇清奏议》，41/7a。〔编者按：秦蕙田《请申严名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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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举例来说，明朝万历年间，常常因为在征收“矿税”时进行勒索而导致民变。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居民烧毁税使（马堂）署，杀其参随34人；湖北武昌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编者按：1601年〕。1606年，云南民变，杀死税监（杨荣），焚其尸。参见赵翼《陔余丛考》，20/17a-b。明朝时期发生的反敲诈勒索的民变，最终导致造反。众所周知的李自成就利用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诱使人民跟着他造反。参见《明史》，30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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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载《财政知识》，1943年卷3，第31—39页；S.Y.Teng，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ion，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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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336：“法定的征收并不高，如果贪婪的官吏敢于过度地额外加征，人民就可以请求政府将其免职；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团结起来武装抵抗。大范围的抵抗，会变成造反，而造反最终会导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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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参见本章注111。包世臣在其《齐民四术》卷七下，25a-31b中，记载了19世纪早期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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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嘉兴府志》（1878），42/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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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冯桂芬《显志堂集》，4/36a-b。《清史列传》在43/34a-35b中记述的一个说法稍有不同，暗指责任在地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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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7〔译者按：应为7514—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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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冯桂芬《显志堂集》，5/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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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North China Herald，CLI （1855），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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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三册，1854年（咸丰四年三月十六日）。根据李棠阶的记载，当时的官定兑换率为4，000多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而以前为2，7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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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四册，1854年（咸丰四年八月七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1855年（咸丰五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三日，七月六日、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二日到四日）。大约与此同时，遥远的贵州省也报告了类似的暴动。《铜仁府志》（1890），9/40b中记载说：“按赋粮之供，惟属下坡头乡民输将踊跃，是年届期征收，民咸赴仓完纳，司仓者故难之，不为遽收，欲其折价，冀可中饱浮费也。民恶之，哄然而起，毁门直入，势甚汹汹，几酿不测。……惟征粮一节，旧皆赴仓纳谷，积久遂开折价之例，初斗粮折价四五百文，继增至千缗有奇，甚有逾二千缗者，民颇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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