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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载《财政知识》，1943年卷3，第31—39页；S.Y.Teng，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ion，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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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336：“法定的征收并不高，如果贪婪的官吏敢于过度地额外加征，人民就可以请求政府将其免职；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团结起来武装抵抗。大范围的抵抗，会变成造反，而造反最终会导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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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参见本章注111。包世臣在其《齐民四术》卷七下，25a-31b中，记载了19世纪早期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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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嘉兴府志》（1878），42/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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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冯桂芬《显志堂集》，4/36a-b。《清史列传》在43/34a-35b中记述的一个说法稍有不同，暗指责任在地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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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7〔译者按：应为7514—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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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冯桂芬《显志堂集》，5/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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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North China Herald，CLI （1855），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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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三册，1854年（咸丰四年三月十六日）。根据李棠阶的记载，当时的官定兑换率为4，000多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而以前为2，7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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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四册，1854年（咸丰四年八月七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1855年（咸丰五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三日，七月六日、二十日到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二日到四日）。大约与此同时，遥远的贵州省也报告了类似的暴动。《铜仁府志》（1890），9/40b中记载说：“按赋粮之供，惟属下坡头乡民输将踊跃，是年届期征收，民咸赴仓完纳，司仓者故难之，不为遽收，欲其折价，冀可中饱浮费也。民恶之，哄然而起，毁门直入，势甚汹汹，几酿不测。……惟征粮一节，旧皆赴仓纳谷，积久遂开折价之例，初斗粮折价四五百文，继增至千缗有奇，甚有逾二千缗者，民颇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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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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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Holcombe，Real Chinaman （1895），pp.234-236.Emile Bard，Chinese Life （1905），p.109，叙述了浙江鸦片烟农发动的一场反勒索的暴动：“萧山县鸦片烟农同意每年向清政府交纳800美元的厘金税，政府答应不干涉他们种植鸦片。1888年，萧山县来了名税官，规定每担鸦片烟征税24美元。起初，由于烟农的反抗而未能征收；但最后在1889年春，烟农屈服了，前去交纳。而税官又鲁莽地额外加征5美元，作为征收花费。烟农反对，并捣毁税官办公场所，驱逐税官；税官狼狈地跑进县衙门寻求保护。有名官员试图平息烟农的愤怒，但也不得不逃命。烟农随后就解散了。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清政府答应取消那笔令人讨厌的征税，而代之以每年2000美元的捐税；烟农答应了。税吏被撤职，官员被降一级，发动暴动的领导人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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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礼部右侍郎秦蕙田1745年提交的上奏〔编者按：《请申严名分疏》〕。见《皇清奏议》，4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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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阳江志》（1925），7/3a，引1822年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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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己亥”，38/13b。当时，翁同龢被罢黜职务之后，住在江苏常熟老家。还请参见38/68b，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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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4/33a，1911年（光绪辛亥年七月九日）〔编者按：应为宣统辛亥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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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31a。情况一直都很糟糕。在来年即1833年，江西省许多地方都上报了多起胆大妄为的强抢谷米事件。参见同书14/3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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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定州志》（1850），11/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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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邯郸县志》，1//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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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6b，1833年引用一篇上奏的上谕。广东灵山县1848年爆发的民变，打出的口号是“劫富救贫”；1851年爆发的另一场民变，也强迫富户把钱粮分发给贫民。这两场民变的意义、性质都相同。参见《灵山县志》，8/1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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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Chinese Repository，XX （1851），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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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参见第四章关于绅士和税收制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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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大清历朝实录·宣宗朝》，435/9a-10a；《大清会典事例》，207/4b；《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3-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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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冯桂芬《显志堂集》，2/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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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4/35b。正文中所讨论的地区是浙江省的归安和仁和、江苏省的丹阳和震泽、江西省的新喻和湖南省的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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