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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Richard Wilhelm，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pp.22-23.Fei Hs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pp.10-11：“十分自然，农民的共同趋势并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升，而是日益下降到社会最底层。一旦灾难降临，小地主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后，就变成佃农。他还会进一步从佃农下降为无地的佣农。最终，他会悲惨地死去，或者从村子中消失。这种流浪者是绝望的，他们除了悲惨的生命外，一无所有。他们离开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后，变成土匪或强盗，或者参加军队，或者作为大绅士的奴仆寄人篱下。……他们属于生活绝望的阶层，因而在本质上是革命的。统治阶级强大时，他们深受压榨和剥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日益衰落，他们就是志在夺权的叛乱集团。中国历史上几个事例都表明，新王朝就是由这些绝望的流浪者开创的。”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的结论很难说是正确的。认为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农民“本质上是革命的”，是过于乐观的；由处于绝望境地的农民发动“志在夺权的叛乱”，从而建立好几个新王朝，在史实上是站不住的。汪士铎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记》2/18b中相信：“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这个观点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是人口中数量最多和最强壮的部分，同时处在比其他阶层较差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农民最可能做出粗暴的行为。但从汪氏粗略的观察而推论出农民因此“本质上是革命的”，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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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其事例可以参见Davis，China（1852），II，196；尹嘉宾《征剿纪略》（1900），2/5b；《股匪总录》，2/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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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洪亮吉（1746—1809）1798年写给成王的一封信。参见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中译本）第三册，第28—29页中所引。〔编者按：参见本章注196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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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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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江西通志》，3/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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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2/3a。〔编者按：《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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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三册，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一日。〔编者按：见“二十至廿四等日”条及“七月二十九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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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Meadows，Rebellions，p.291。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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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19世纪中国的情况与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进行对比，可能是很有益的。参见Hugh Borton，“Peasant Uprisings in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2nd series，XVI，pp.1-219.Asakawa（朝河贯一），“Notes on Village Government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XXX，pp.259-300，and XXXI，pp.151-216.Borton关于日本叛乱论述的结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同一时期中国农民在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多数农民叛乱是互相孤立的，很少想要推翻政治制度本身，主要目标在于纠正当时封建专制社会中天生的一些微小的不公正。当然，整个农民运动有助于推翻封建专制结构，但是说普通农民清楚地认识到，或渴望参加社会革命运动，则是太夸张了。”（第20页）朝河贯一对日本农民大众造反能力的评价，同样说明了问题：“正如封建主对上层阶级的政策是以牺牲他们的真正力量及他们对他的忠诚来制衡他们一样，他对农民的控制，压制了他们的进取心，限制了他们的财富，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果他们没有在一般社会造反中奋起，是由于他们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反抗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反抗力量。在19世纪中叶全国性危机终于来临之时，封建上层阶级不但不努力保护日益衰落的德川家康家族的权力，反而鼓动人们去消灭它，农民也一样显得异常冷漠。倒幕运动是由失意武士发动起来并完成的，乡民萎靡、意志消沉，没有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奋起。”（XXX，p.290）中国和日本之间历史环境的区别非常明显。虽然不能过分地强调这两个国家的农民在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但是，日本农民的行为告诫我们不要过于乐观地认为中国农民具有“革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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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Meadows，Rebellion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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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刘基（1311—1375）《诚意伯文集·郁离子·瞽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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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Frank Brinkley，China （1902），II，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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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Meadows，Rebellions，pp.27-28。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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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64b，癸亥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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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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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Frank Brinkley，China，XII，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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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Meadows，Desultory Notes，p.191.有关造反因不正确领导而失败的事例很多。Hosea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40-441，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11月，1833年3—5月的记载，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的兴趣在于最扰乱的各省的叛乱活动，广西全省各地，尤其是在粤、桂、湘三省交界处的山区。在这里，1832年2月5日，赵金龙身穿绣有‘金龙王’三字的黄袍团补服，发动了一场叛乱。起初，叛军攻占了四座有城墙的城市和许多村子，湖南提台〔提督〕战死。6月，据报一支人数达30，000人的叛军打败了由湖广总督〔编者按：即卢坤，原文为Caton viceroy〕统率的官军，官军损失2000人；同月，位于广州南面香山的武装叛军，发动了许多劫掠行动。7月，湖广总督又一次战败，只得从广州增派援军，这样官军人数达到15，000人。10月，据报叛军被扫平，但是到11月，又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1833年3月，叛乱被真正地镇压下去。据说，政府花了一大笔钱收买了叛军的领袖，同时凌迟〔砍头之前，先一片片割下身体非致命的部分〕处死了‘金龙王’的5名亲属。”〔编者按：《大清历朝实录·宣宗朝》卷二百五、二百六、二百十五、二百二十三诸卷亦载猺人之叛，叛乱领袖名为“赵金陇”，另外可以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湘粤平猺记》，与外文所记，互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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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赵翼《廿二史札记》，36/23a和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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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淮安府志》，29/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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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史记》，89/1a-2b。余英时在《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第209—280页上发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详细论述说，没有“士族大姓”的参加或指导，王权就不能长时期地维持；聚集在逐鹿者周围的“饥民集团”，只不过是帮助推翻旧王朝。参见笔者对余氏的评论，见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 （1957），pp.6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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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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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旧唐书》，卷二百下，4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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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赵翼《廿二史札记》，36/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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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明史》，309/6b。还请参见同书309/2a-b和10a；赵翼《廿二史札记》，20/26a。根据赵翼所说：“牛金星乃举人不第者，每肆毒于进士官，而戒军中勿害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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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James B.Parsons，“The 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Chang Hsien-chung in Szechwan，1644-164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 （1957），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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