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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Danton，Cultural Contacts，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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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Holcombe，Real Chinaman （1895），p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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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vi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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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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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Auber，China （1834），p.64。有关西方势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九章的有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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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94-95：“轮船航运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认为它事实上已经变成中国社会、商贸和经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要轮船的发展导致中国帆船退出历史舞台，如同扬子江上以及从东南到天津整个大运河上的情形一样，就会形成一种对抗。这种对抗并不会由于一般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更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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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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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Clarke Abel，Journey （1818），pp.88-89。在另一处（p.233），Abel强调指出：“上层阶层”看起来容易说谎，商人“自己证明自己一般爱欺骗”，等等。不过，他认为农民属于另一种人，他说：“我同农民打交道的经验充分告诉我，农民纯朴，性格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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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John Ouchterlony，Chinese War （1844），pp.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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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Cooke，China （1858），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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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1863），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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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Von Richthofen，Letters，pp.1 an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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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Von Richthofen，Letters，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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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Von Richthofen，Letters，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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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James D.Ball，Things Chinese （1906），pp.611-612。鲍尔列举的地区如下：广东的广州和香港，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江苏的上海、丹阳、苏州、镇江和通州，安徽的芜湖、安庆和湖州，福建的福州，江西的九江，湖北的宜昌、沙市和汉口，直隶的天津，山东的兖州，四川的重庆、云阳和顺庆府，等等。下列城市为条约港：广州（1842年）、宁波（1842年）、福州（1842年）、上海（1843年）、天津（1860年）、九江（1861年）、汉口（1861年）、苏州（1869年）、芜湖（1877年）、温州（1877年）、宜昌（1877年）、重庆（1891年）、沙市（1896年）、安庆（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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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George B.Smyth，“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in Crisis in China （1900），p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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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George B.Smyth，“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in Crisis in China （1900），pp.15 and 28。其他西方学者的观点也与此相同。例如，Niles Register（Philadephia，February 23，1822）的编辑以如下的语言评论清帝国发布的一道禁止基督教传播的圣旨：“如果中国皇帝的行动符合欧洲国家已知的行为，承认基督教，那么他的确有权反对有害于其帝国的东西传入中国。”参见Danton，Cultural Contacts，p.11，note 16.Wilhelm，Soul of China，pp.226-228，在1920年代这样观察指出：“这很明显，如果一个眼界狭窄的人来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就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挑战，指责它的丑恶，即使他胸怀世界上最美好的动机，仍不会得到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结果，他们首先引入教会的人便是无家可归者。……此外教会……干涉其皈依者的司法审判。……（传教士）在身后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国人的身份，迫使当地法官违法乱纪，做出偏向教会的裁决。……这些方法既没有给中国人，也没有给教会带来和平……最后积重难返，中国人忍无可忍，只能造反。他们焚毁教堂，经常不断地杀死传教士。后来，外国力量只得出面干涉，派遣炮舰执行处罚，例如占领青岛（当时作者住在那里）就是一例——所有的事又重新开始。当然人们不仅对传教士恨之入骨，而且整个宗教体系都普遍遭到声讨、谴责。圣保罗也被袭击，被关起来，被石头砸，没有任何力量为他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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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の起源》（英文摘要），《史学杂志》，1953年第62编，第1期〔编者按：应为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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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の起源》，第5页，引骆秉章的奏折，收录在《文献丛编》。美国传教士J.L.Shuck指出侵略者实际上犯下了种种暴行。参见Chinese Repository，X，pp.34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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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夏燮《中西纪事》，6/9a。该作者还在同书6/14b中补充指出：“彼百姓安知大义，不过因其轮奸一老妇人起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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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有关该事件的简述，参见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84 ff.，and The Chinese Repository，X，340-348 and 53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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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江苏巡抚梁章钜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丙寅日的上奏。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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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Ball，Things Chinese，p.610.Cf.Holcombe，Real Chinaman （1895），pp.228-230：“可以推断，这些人（文人）在任何团体中都是有影响的。……他们自己认为属于统治阶级，因而对那些任官之人所持的批评通常是温和的，但是，他们影响、控制和左右了公共舆论。他们是民众之间、民众和地方官员之间所有争执问题中无可取代的仲裁人。……他们固执且狂热。他们被指控煽动居民起来反对外国人，鼓励许多暴力行为，尤其是以传教士为攻击目标的；这些指控显然有充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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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梁廷柟（1796—1861），《夷氛纪闻》（1937），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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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Ouchterlony，Chinese War，pp.15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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