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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梁廷柟《夷氛纪闻》，第50—51页和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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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梁廷柟《夷氛纪闻》，第51页和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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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梁廷柟《夷氛纪闻》，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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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夏燮《中西纪事》，13/6a-7b。该作者在同书13/13b中转引《西人月报》继续说道：“广省城内外居民，恰与英人无大仇怨……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在13/17a中补充说：“九十六村者，即三元里之一百三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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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筹办夷务始末》，66/40中收录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一道上奏，称耆英否认地方绅士参加了反外暴动，应由“烂崽”（一些地方上称“光棍”为“烂崽”）负责。同书75/34中收录了道光二十六年的一份文件，称耆英否认社学也卷入到反外暴动中去。不过，这些否认原因很容易理解，但很难被当作是对事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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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在广州从事医疗工作的美国传教士Peter Parker汇报了广州发生的情况，分别载于Chinese Repository，V （1836）；VIII （1839）；and X （1841）.Danton，Cultural Contacts，pp.44-47.引用了这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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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I，p.371，转引自1842年12月的Chinese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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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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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夏燮《中西纪事》，卷六，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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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夏燮《粤氛纪事》，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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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夏燮《中西纪事》，13/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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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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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p.445-448。同样参见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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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71-72。有时，反外宣传适得其反，比如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钞》中（庚戌年三月初一）概括了1910年的一个事例：“晨起，闻香山村民昨夜四鼓聚众毁喻培翁家……仅以身免。……市人哄传洋人在海上造桥，打桩不下，以生人甲子厌胜，贿培翁沿街挨户写姓名册，村中有暴死者，众怒难犯，构此奇祸。……既而悟为造户口统计册，喻为乡董，池鱼所由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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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Harold E.Gorst，China （1899），p.246，观察指出：“1898年夏发生于广西的暴动，就其他方面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但是就一个方面来说，非常令人感兴趣，它提供了西方强国近年来的行为对中国人民产生影响的例证。暴动领导人张某发布的宣言只是诉诸反外情绪，其序言如下：‘老天在上，我张某人是“洪江会”（The Hung Sun Tong）头领和军队大元帅，发誓要把洋蛮子驱逐出中国，改变中国耻辱的地位。欧洲蛮人国家势力强大，现在对我们虎视眈眈，企图玩弄狡诈、隐秘的阴谋手段。中国没有哪一块地方，它们不想吞下去；哪怕是一文钱，它们也要夺走。10多年前，洋人传教士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蛊惑我们同胞藐视神灵，在我们整片土地上散布毒药。……天地人神共愤，对付这些入侵者。……’”（引自The London Times，September 30，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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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Friedrich Engels，“Persia-China，”此文最早发表在New York Daily Tribune，June 5，1857，后来收录在Marx on China，pp.48 and 50，该文以如下语言评价了华南日益发展的反外运动：“我们最好认为中国人这次战争的性质是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一场捍卫中华民族的全民战争。……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其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Engels这一观点，很难被认为是正确的。正如上面所表明的，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行动远不是“静观”；正如下面两位当时身处其中的作者所观察指出，1840年到1857年间看不出“人民大众”的行为有什么变化。“马德拉斯工程师”号炮舰海军上尉John Ouchterlony，在《鸦片战争》第420—421页中汇报了他1842年在南京附近所看到的情况：“因而，不幸的郊区到处都被纵情劫掠。没有哪艘军舰的印度士兵或欧洲人是带着规定上岸的，因为他们在生机勃勃、平和安静的角落横冲直撞，乃至把一度非常繁华的整条街道洗劫一空后，才回到运输舰上。中国人和欧洲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马来人，相互之间追逐推挤，看起来情绪高昂。当收集了一堆‘战利品’之后，他们总是用劝说的方法，强迫一帮中国人搬运到目的地；而这种劝说并不总是温和的。我还奇怪地看到，中国下层社会是以多么坚忍和恭谨的态度来忍受所有的盛气凌人和粗俗对待。……打劫富户的消息也迅速传开，这些可怜人的数字每时每刻都在增加。”The Times特约记者George W.Cooke，China，p.339叙述了1857年1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并将两广总督叶名琛掠为阶下囚之后广州的情形：“金库里面装满了银子……还有一间房屋，装满了最为昂贵的软毛官服，衬里是用一种黑色、罕见的皮毛做的；另一间房屋装满了铜钱。……上面来的指示是把银块带走，不碰其他东西。……但是怎样才能运走这些沉重的银块呢？大家聚集在金库前商量，其中一名军官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凡是愿意把银块搬到英国兵营的苦力，每人可以得到一元钱’。人群刚散去寻找竹棍，转眼间就有一千名志愿者争着要为我大英帝国搬运自己城市的财物。”难以想象，这样的苦力在1840年或1857年中会从事“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同许多学者一样，恩格斯也未能充分注意绅士和文人在反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Stanley P.Smith （China Inland Mission），China from Within （1901），pp.142-143正确地指出，义和团是中华帝国仇外心理最后一次也是最强烈的表现，导致其爆发的直接因素包括慈禧太后“狂妄、无知和迷信”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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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Davis，China，II，pp.182-183。该作者还在同书第196页中就1847年发生于浙江奉化的暴动评价道：“这不过是我们的战争〔译者按：即鸦片战争〕以来，各个地方普遍存在的麻烦的一个小小的样本。最严重的反抗发生于大部分华南省区；反抗首先发生于广州，然后像瘟疫一样传布开来。社会普遍抱怨的问题是土匪日益增加；募集用来抵抗这些土匪的民团，让人民可以为赋税问题跟政府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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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Davis，China，II，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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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Huc，Chinese Empire，I，pp.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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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13/10b。后来，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13/17a）说道，无论发生什么后果，他都要北上挽救朝廷。然而，他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13/21b）却说道，朝廷指示他不要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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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New York Daily Tribune，June 14，1853， 收入Marx on China，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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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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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十一章 总结与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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