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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夏燮《中西纪事》，卷六，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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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夏燮《粤氛纪事》，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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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夏燮《中西纪事》，13/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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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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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p.445-448。同样参见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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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71-72。有时，反外宣传适得其反，比如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钞》中（庚戌年三月初一）概括了1910年的一个事例：“晨起，闻香山村民昨夜四鼓聚众毁喻培翁家……仅以身免。……市人哄传洋人在海上造桥，打桩不下，以生人甲子厌胜，贿培翁沿街挨户写姓名册，村中有暴死者，众怒难犯，构此奇祸。……既而悟为造户口统计册，喻为乡董，池鱼所由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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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Harold E.Gorst，China （1899），p.246，观察指出：“1898年夏发生于广西的暴动，就其他方面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但是就一个方面来说，非常令人感兴趣，它提供了西方强国近年来的行为对中国人民产生影响的例证。暴动领导人张某发布的宣言只是诉诸反外情绪，其序言如下：‘老天在上，我张某人是“洪江会”（The Hung Sun Tong）头领和军队大元帅，发誓要把洋蛮子驱逐出中国，改变中国耻辱的地位。欧洲蛮人国家势力强大，现在对我们虎视眈眈，企图玩弄狡诈、隐秘的阴谋手段。中国没有哪一块地方，它们不想吞下去；哪怕是一文钱，它们也要夺走。10多年前，洋人传教士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蛊惑我们同胞藐视神灵，在我们整片土地上散布毒药。……天地人神共愤，对付这些入侵者。……’”（引自The London Times，September 30，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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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Friedrich Engels，“Persia-China，”此文最早发表在New York Daily Tribune，June 5，1857，后来收录在Marx on China，pp.48 and 50，该文以如下语言评价了华南日益发展的反外运动：“我们最好认为中国人这次战争的性质是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一场捍卫中华民族的全民战争。……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其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Engels这一观点，很难被认为是正确的。正如上面所表明的，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行动远不是“静观”；正如下面两位当时身处其中的作者所观察指出，1840年到1857年间看不出“人民大众”的行为有什么变化。“马德拉斯工程师”号炮舰海军上尉John Ouchterlony，在《鸦片战争》第420—421页中汇报了他1842年在南京附近所看到的情况：“因而，不幸的郊区到处都被纵情劫掠。没有哪艘军舰的印度士兵或欧洲人是带着规定上岸的，因为他们在生机勃勃、平和安静的角落横冲直撞，乃至把一度非常繁华的整条街道洗劫一空后，才回到运输舰上。中国人和欧洲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马来人，相互之间追逐推挤，看起来情绪高昂。当收集了一堆‘战利品’之后，他们总是用劝说的方法，强迫一帮中国人搬运到目的地；而这种劝说并不总是温和的。我还奇怪地看到，中国下层社会是以多么坚忍和恭谨的态度来忍受所有的盛气凌人和粗俗对待。……打劫富户的消息也迅速传开，这些可怜人的数字每时每刻都在增加。”The Times特约记者George W.Cooke，China，p.339叙述了1857年1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并将两广总督叶名琛掠为阶下囚之后广州的情形：“金库里面装满了银子……还有一间房屋，装满了最为昂贵的软毛官服，衬里是用一种黑色、罕见的皮毛做的；另一间房屋装满了铜钱。……上面来的指示是把银块带走，不碰其他东西。……但是怎样才能运走这些沉重的银块呢？大家聚集在金库前商量，其中一名军官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凡是愿意把银块搬到英国兵营的苦力，每人可以得到一元钱’。人群刚散去寻找竹棍，转眼间就有一千名志愿者争着要为我大英帝国搬运自己城市的财物。”难以想象，这样的苦力在1840年或1857年中会从事“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同许多学者一样，恩格斯也未能充分注意绅士和文人在反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Stanley P.Smith （China Inland Mission），China from Within （1901），pp.142-143正确地指出，义和团是中华帝国仇外心理最后一次也是最强烈的表现，导致其爆发的直接因素包括慈禧太后“狂妄、无知和迷信”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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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Davis，China，II，pp.182-183。该作者还在同书第196页中就1847年发生于浙江奉化的暴动评价道：“这不过是我们的战争〔译者按：即鸦片战争〕以来，各个地方普遍存在的麻烦的一个小小的样本。最严重的反抗发生于大部分华南省区；反抗首先发生于广州，然后像瘟疫一样传布开来。社会普遍抱怨的问题是土匪日益增加；募集用来抵抗这些土匪的民团，让人民可以为赋税问题跟政府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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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Davis，China，II，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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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Huc，Chinese Empire，I，pp.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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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13/10b。后来，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13/17a）说道，无论发生什么后果，他都要北上挽救朝廷。然而，他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13/21b）却说道，朝廷指示他不要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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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New York Daily Tribune，June 14，1853， 收入Marx on China，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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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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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十一章 总结与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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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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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基层统治体系，是帝国统治者面对环境挑战的一种产物，而且是由帝国体系自身的本质决定的。清朝政府同它以前的各王朝一样，也是一个专制统治政权。在这个政权之下，广大人民被划分为几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容的。[1]因此，帝国统治者必须对辽阔的疆土维持一个尽可能稳固的控制，以此确保政治稳定，从而使其政权垂之永久。清王朝统治者由于不信任自己臣民的忠诚，为了确保臣民的柔顺、屈从，设计出各种各样的统治措施，来减轻臣民受到有害于帝国安全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清王朝是外来族群征服者的事实，使得这个需求更为明显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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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控制通过从社会上层中吸收新成员的官僚集团来运作，在战略要地设置实际的或威慑性的军事力量予以强化。然而，清帝国的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而通信和交通工具落后。在此情况下，清王朝的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实际上不可能到达全国各地每一个大小村落。因此，为了把控制延伸到乡村层面，清王朝就需要一种可以称为基层行政体系的制度。吸收了以前各王朝的经验，利用历史上的地方组织，清王朝早期统治者建立起一套由各种各样的子体系所组成、各自具有特定功能的乡村统治体系。这样，乡村社会每一个重要方面在理论上都被置于清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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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子体系是初次设置的，虽然它们各自的功能明显不同，但运作的原则类似。清政府广泛利用地方人士来帮助其进行统治，却又密切监视他们；经常利用乡村社会中既有的组织或团体作为辅助性的统治工具，但又毫不犹豫地限制或完全禁止它们的活动。清王朝希望利用这种措施，造就出可以用之于控制乡村的地方绅士和文人；事实上也经常这样利用他们。充分认识到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是成功统治中国不可或缺的条件，帝国统治者致力于保护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免遭到不当的侵犯。这样，任何特定乡村地区的居民就倾向于继续接受现存政权，认为这是增进或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可靠的方法；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就会发现很难继续扩大他们的活动。为了阻止地方自主权的发展，清王朝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把乡村控制的不同功能分配给许多个别的或部分重叠的组织。这样，任何一种组织都不可能垄断地方的影响力，并进而发展成为帝国体系外围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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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套体系设计得非常巧妙，但是它并没有充分地或完全地达到它所设想的目的。它没有为帝国统治者保证绝对的安全。证据表明，清王朝基层统治体系在两大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个相当可靠、能力强的官僚集团，来指导和监督它的运作；有一个大体上稳定的乡村环境，让普通民众可以维持一种虽然并不富足但较安定的生活。在这两大条件存在时，正如清初的三四个皇帝在位期间的情形一样，乡村控制工具就运作得相当好。事例表明，即使保甲体系——在一些方面，它是清王朝统治乡村的基石——并不能常常取得正面的效果，但是乡村存在此种体系，至少有一种威慑作用，从而有助于减少动荡发生的机会。即使在清王朝鼎盛时期，洪灾、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也不时发生，但由于当时社会安定，地方行政官员相对尽责，因而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经济灾害。此外，或许是清初诸帝的运气好，天灾的发生并不频繁，情况也不严重。虽然大多数乡民贫穷，其中一些还处于饥饿状态，但是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下，无论是什么时候，全国各地因贫穷或饥饿而逼上绝路的乡民并不多。在这些相同的环境下，乡村控制体系为清帝国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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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利的环境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到18世纪末，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乾隆朝后期以来，帝国行政加速腐败。[2]与此同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自道光帝即位（1821年）的14年以来，没有一个太平年，这省或那省总是不断发生水灾、旱灾、饥荒、暴动和叛乱。”[3]由于官僚集团普遍无能、道德败坏，清政府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敏捷或果断地处理危机；即使是维持自己在乡民眼中的威严，也有困难。乡村社会以前那不稳定的平静，不断被陷入绝境的乡民打破——他们陷入绝境，则是长时期的饥饿、社会动荡和官吏腐败积累起来的结果——特别是被那些认为向清王朝权威挑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必要再臣服清王朝统治的“奸民”所打破。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清王朝那由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组织构成的乡村控制体系大部分无效了。很多时候，这一体系事实上变成乡村社会中另一种混乱因素，因而比无效还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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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整个基层统治体系迅速地崩溃。在不满和绝望（即使这些只是一般农民模糊的感觉）之中，无论是应该负责运作各种乡村控制体系的地方代理人，还是负责指导、监督这个体系运作的地方官员，都没有条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保甲、里甲和乡约（整个体系的主要机制），其士气都大不如前。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这些子体系接连崩溃，清王朝的任何努力都无法使之振兴。而19世纪后半期冲突、暴动、盗匪活动频繁发生，雄辩地证明了清王朝确立的整个乡村统治体系已经变成一副空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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