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00850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译者按：应为24日〕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表明他的观点：

1703100851

1703100852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21]

1703100853

1703100854 毛泽东事实上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集体所有制计划的思想理论基础。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农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梦想，该计划后来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坚决地加以推行。[22]

1703100855

1703100856 中共非常强调农民大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准备为改善农民的生活而奋斗，而是在于他们坚信，农民在他们的革命目标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并不存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工农联盟”仅仅是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列宁在1919年发展出“两个阶级联盟”的概念（更准确地讲，是想象）；许多年后，毛泽东灵巧地把它运用在中国。[23]就像毛所看到的，农民显然是共产党能够借以完成许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他在1945年初说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农民短暂的重要地位就会被改变，因为到时如果中国需要使自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4]因此，中国的农民，一如我们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面临着一个暗淡的前景。

1703100857

1703100858 近来的发展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遭遇如何。违背农民愿望的合作化和集体农场在1953年到1955年陆续设立起来。[25]农民有时以卖掉或宰杀耕畜的方式消极地抵制。农业收成远未达到共产党规定的指标。1955年下半年，集体化步伐加快，进一步导致农民的不满，偶尔会出现一些抵制活动。不过，这样的抵制因为缺乏组织和有效的领导，结果并不比帝国统治下流产的叛乱好多少。一位当代学者观察指出：“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统治下，无论农民的不满甚至消极抵抗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无用的。”[26]

1703100859

1703100860 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帝国统治之下，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在下列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运动得到了绅士和文人的有力领导，他们为运动带来组织和技术；（2）有足够数量的平民相信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统治才可以保有他们最重要的利益；（3）现存政权的统治机器败坏到无力处理严重局势的地步。

1703100861

1703100862 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种情况的出现。首先，他们对知识分子（相当于帝制时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时期要彻底、严密得多。通过采取这样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终成功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游戏”（a child’s game）一样——许诺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国事“公开”，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们内心里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革命领导来源。其次，他们彻底限制财产所有权，降低家庭的影响，以压制或剥夺私人利益。[28]宗族领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经常促使绅士成员及平民起来抵抗或挑战政府权威的因素，就这样被清除了。中共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的社会。再次，中共党人充满活力与效率的行政——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国历史上新政权的特质——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政权似乎消除了历史上各政权拥有的行政弊端。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地方机构，[29]中共对乡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1703100863

1703100864 共产党人作为统治者，他们显然懂得专制统治的技术。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比清王朝统治者所用的明显有了改进，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则实质上是相同的：通过对思想、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进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甚至在为自己政治权力合法性辩护这方面，帝国和共产党政权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前者公开声称“利民”，后者则宣称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703100865

1703100866 中共是否在维持自己统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这样说。的确可以想象到，共产党政权在迥异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失败经验。直到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见于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第四次“整风运动”的反对。[30]据报，一些地方爆发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都参与的动乱，多少与帝制时期的形态相同。[31]很明显，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难，是清王朝统治者所没有遇到过的。清王朝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学传统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绅士和文人这一精英阶层最大多数的支持；毕竟绅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传统。共产党人虽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们用外来的、完全新式的、在许多方面同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观念，来取代传统儒学。[32]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清王朝统治者享有的优势。与此同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缝并没有愈合。同其他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潜在的内战”。[33]这当然毫不新鲜，韩非子早就指出，在一个专制政体中，“上下一日百战”。[34]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种“战”。消除私有财产所有制，并没有化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摧毁所有经济阶层的尝试，不但没有消除社会各阶层的悬殊地位，反而创造了新的政治阶层。[35]北京的《人民日报》提醒注意“干群之间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释说，这种新矛盾是党员一些错误行为导致“干群关系对立”的结果。[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强调所指出的，“显著的人类特征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权力创造和权力诱惑的温床；独一无二的等级精神和伦理原则与价值观完全缺乏，成为维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37]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无论目前坚强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败坏（所有专制政权都拥有的痼疾）——这句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1703100867

1703100868 黄村居民早在1930年就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38]当时的一位学者相信：“中国历史和社会组织的动力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终将比共产主义者能够利用的所有宣传、所有教条和所有活力所产生的都要大。”[39]这一评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就预料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为时尚早，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隐藏在“竹幕”之后和之外的环境，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未来运作轨迹。[40]现在想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本书的任务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预测，但是，我们希望对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最近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出发点。[41]

1703100869

1703100870 [1] 韩非（前280—前233）是第一个清楚地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是天生对立的作者。不过，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统治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比如，《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中有这么一段话：“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同书《扬权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英译本见W.K.Liao（廖文魁） I，p.59。

1703100871

1703100872 [2] Hosea 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39-440。然而，马士不正确地把咸丰帝继承下来的“腐败、统治混乱、人民普遍不满和社会动荡不安”等等一系列遗产完全归结于他父亲的过错，并错误地认为乾隆政权是“强有力的政府”。除了本书在其他场合下所提到的有关统治腐败情况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职的著名官员李慈铭1859年所作的观察，在这里也可以引用。《越缦堂日记补》，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78a-b（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记载说：“自去年冬愤弃诸生业，输粟为吏，继甚悔之。至京复见天子忧劳，顾宽大不责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执事惟逢迎献纳之不暇，朝官若卿贰以下，纷然以酒食歌舞相招致，不事事。吾观天下大势，已积重不可返，盗贼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养母终其身。”同书90a-91a（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记载说：“国家设关置务，征什一之利，上供县官，凡外僚自监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额。人习其制。至今年郑王为监督，乃刻意诛求，有勒至万金者。……五月间，予与叔子、啸篁等至京，敝车襆被，萧然无一物，而关吏横索羁质予等必五十金方得过……倾箧得二十金赠之，许其赢至寓舍相付，哀吁始诺。抵寓，乃遍借得如数，举付之，而吏故持银色低，叫呶诟詈，仆辈皆怒。”

1703100873

1703100874 [3]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4，note 2，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1703100875

1703100876 [4] 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九》；此文写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说明问题，描述了当时官僚阶层和知识界一片消沉的景象。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译者按：4/5b〕中的一篇写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语描述了中央集权的后果：“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览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不止一位学者指出了专制政权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强调自己的统治安全。比如，Linebarger，Djang Chu （章楚），and Burks，Far Ea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运作体系被分开，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牵制和平衡，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运作敏捷、有效的行政体系。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设一个充满效能的政府。……在北京的清帝国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设性的政策。”

1703100877

1703100878 [5] 魏特夫则倾向于把这一现象称为“乞丐”民主。参见Oriental Despotism，p.108 ff。

1703100879

1703100880 [6] 中国的皇帝们一般都公开宣称遵照儒家学说，主张统治者是为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中许多帝王同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赞同法家关于国家的思想观念，认为统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两面理论最早是汉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阐述的。他教诲其皇位继承人说，“汉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权的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础之上的；并说如果只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统治，就会犯错误。后来的皇帝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表白，但同汉宣帝一样依靠法家原则和政治理论进行统治。

1703100881

1703100882 [7] 参见第十章注229。

1703100883

1703100884 [8] 《明史》，309/6b。

1703100885

1703100886 [9] 《天朝田亩制度》，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第一册。人们经常说1911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运动”。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没错。然而，中产阶级领导不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农民支持，而在于孙中山的追随者没有充分重视农民大众的需要和期望。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义限于纸上，共产主义者才有机会利用“土地再分配”调动极端需要土地的农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

1703100887

1703100888 [10]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顺应当下的情况而不断改变。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这见于毛泽东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案，以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所指出的。参见Brandt，Schwartz，and Fairbank，A Document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documents 7，12，and 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 224-226。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终止执行，代之而起的是“减租减息”政策；该政策“一方面帮助农民少受封建剥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参见同书documents 20 and 25，特别是pp.244 and 278-281。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抗战前的土地政策恢复执行。在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推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联名发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应该“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军八大基本政策之一。参见共产党文献的汇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8页、11—16页。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篇报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变情况及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参见同书第23—24页。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国领袖制定的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45中引张德坚《贼情汇纂》中的一段。

1703100889

1703100890 [11] Herrlee G.Creel，Chinese Thought，p.3.

1703100891

1703100892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1703100893

1703100894 [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亚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相当弱小，它还是照常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要更加成功，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亚洲；这种威望来自于绅士（或士大夫）统治的中国古老传统。其二，旧的政府机器崩溃了，中国在清亡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显然有关的因素——农民贫穷、民族主义思想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这两大原因结合在一起，故而未能产生像中国那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两名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历史学家李大钊。”作者在第154页中继续说道：“成功的共产党是权力机器、政治精英集团，它们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成员，但又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虽然共产党既从农民阶级中又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更容易，因为农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样容易产生与共产主义教义相矛盾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说道：“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亚洲的公众舆论，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里，拥有政治觉悟的市民的意见。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他们经常疏离冷漠。共产主义者因而有机会掌握他们。”参见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页。

1703100895

1703100896 [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1703100897

1703100898 [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参见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说：“只有从利用农民夺取政权这一含义上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可以称为农民运动。”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泽东及其忠实的同志朱德，既是干练的游击战争领袖，也是精明的农民群众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较大地归功于他们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不但见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来发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当时参观苏区的西方记者评论的证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评论家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农业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依靠农民的运动，但不是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们生活。”

1703100899

[ 上一页 ]  [ :1.703100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