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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74 [3]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4，note 2，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March，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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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76 [4] 龚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九》；此文写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说明问题，描述了当时官僚阶层和知识界一片消沉的景象。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译者按：4/5b〕中的一篇写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语描述了中央集权的后果：“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览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不止一位学者指出了专制政权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强调自己的统治安全。比如，Linebarger，Djang Chu （章楚），and Burks，Far Eastern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运作体系被分开，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牵制和平衡，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运作敏捷、有效的行政体系。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设一个充满效能的政府。……在北京的清帝国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设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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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78 [5] 魏特夫则倾向于把这一现象称为“乞丐”民主。参见Oriental Despotism，p.10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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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80 [6] 中国的皇帝们一般都公开宣称遵照儒家学说，主张统治者是为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中许多帝王同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赞同法家关于国家的思想观念，认为统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两面理论最早是汉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阐述的。他教诲其皇位继承人说，“汉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权的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础之上的；并说如果只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统治，就会犯错误。后来的皇帝虽然没有这样明确表白，但同汉宣帝一样依靠法家原则和政治理论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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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82 [7] 参见第十章注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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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84 [8] 《明史》，30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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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86 [9] 《天朝田亩制度》，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第一册。人们经常说1911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运动”。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没错。然而，中产阶级领导不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农民支持，而在于孙中山的追随者没有充分重视农民大众的需要和期望。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义限于纸上，共产主义者才有机会利用“土地再分配”调动极端需要土地的农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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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88 [10]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顺应当下的情况而不断改变。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这见于毛泽东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案，以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所指出的。参见Brandt，Schwartz，and Fairbank，A Document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documents 7，12，and 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 224-226。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终止执行，代之而起的是“减租减息”政策；该政策“一方面帮助农民少受封建剥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参见同书documents 20 and 25，特别是pp.244 and 278-281。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抗战前的土地政策恢复执行。在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推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联名发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应该“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军八大基本政策之一。参见共产党文献的汇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8页、11—16页。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篇报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变情况及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参见同书第23—24页。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国领袖制定的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参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45中引张德坚《贼情汇纂》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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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90 [11] Herrlee G.Creel，Chinese Thought，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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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92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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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94 [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亚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相当弱小，它还是照常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要更加成功，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亚洲；这种威望来自于绅士（或士大夫）统治的中国古老传统。其二，旧的政府机器崩溃了，中国在清亡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显然有关的因素——农民贫穷、民族主义思想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这两大原因结合在一起，故而未能产生像中国那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两名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历史学家李大钊。”作者在第154页中继续说道：“成功的共产党是权力机器、政治精英集团，它们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成员，但又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虽然共产党既从农民阶级中又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更容易，因为农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样容易产生与共产主义教义相矛盾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说道：“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亚洲的公众舆论，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里，拥有政治觉悟的市民的意见。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他们经常疏离冷漠。共产主义者因而有机会掌握他们。”参见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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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96 [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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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898 [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参见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说：“只有从利用农民夺取政权这一含义上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可以称为农民运动。”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泽东及其忠实的同志朱德，既是干练的游击战争领袖，也是精明的农民群众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较大地归功于他们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不但见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来发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当时参观苏区的西方记者评论的证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评论家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农业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依靠农民的运动，但不是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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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00 [16] 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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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02 [17]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65；该书此处还引用了陈独秀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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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04 [18]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广州的《南方日报》。下列一段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近半年来，虽然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镇压土匪的任务，但是，土匪背后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我们还不能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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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06 [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评论说：“现在的农民比起刚刚解放时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满意。……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是农民所能认识到的正确政策。……共产党人进军四川时虽然并没有得到农民阶层的普遍支持，但是他们的改革政策如同在华北一样最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很明显，Skinner并没有把集体化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他在论述四川西部情况时，该地还没有开展集体化运动。有关土地分配政策执行到1951年春的情况概括，参见Chao Kuo-chün （赵国军），“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统治情况的简略叙述，参见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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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08 [20] Peter S.H.Tang （唐盛镐），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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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10 [21] Mao Tse-tung （毛泽东），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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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12 [22] 有关最方便的概括，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还请参见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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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14 [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对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评论中，用如下语言描述了这种“联盟”：“在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毁农村中封建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这样，农民阶级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们要想免除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新的统治之下。在现代共产主义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同农民的联盟瓦解了；农民自身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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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16 [24]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见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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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18 [25] 参见前页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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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20 [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从农民阶层中发展共产党员，或许会使人们发现共产党很难称为“共产党”。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薄一波（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一段话：“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困难事情。……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大体反映了农民群众这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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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922 [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说：“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编者按：译文参考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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