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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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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198.Hugh 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 munist Revolution，pp.136-137。甚至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亚洲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的工人阶级事实上相当弱小，它还是照常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要更加成功，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亚洲；这种威望来自于绅士（或士大夫）统治的中国古老传统。其二，旧的政府机器崩溃了，中国在清亡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其他与中国共产主义显然有关的因素——农民贫穷、民族主义思想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这两大原因结合在一起，故而未能产生像中国那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两名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历史学家李大钊。”作者在第154页中继续说道：“成功的共产党是权力机器、政治精英集团，它们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成员，但又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虽然共产党既从农民阶级中又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农民阶级中发展党员更容易，因为农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样容易产生与共产主义教义相矛盾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区别。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Malcolm MacDonald在回答“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说道：“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亚洲的公众舆论，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里，拥有政治觉悟的市民的意见。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他们经常疏离冷漠。共产主义者因而有机会掌握他们。”参见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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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obert C.North，“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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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uy Wint，Spotlight on Asia，p.114.参见 George E.Taylor，“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Asia，”Yale Review，XLII，p.187。他说：“只有从利用农民夺取政权这一含义上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可以称为农民运动。”Seton-Watson，The Pattern of Communist Revolution，pp.152-153：“毛泽东及其忠实的同志朱德，既是干练的游击战争领袖，也是精明的农民群众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较大地归功于他们制定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利益的重视，不但见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来发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当时参观苏区的西方记者评论的证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评论家才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农业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是依靠农民的运动，但不是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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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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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p.65；该书此处还引用了陈独秀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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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广州的《南方日报》。下列一段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近半年来，虽然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镇压土匪的任务，但是，土匪背后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我们还不能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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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评论说：“现在的农民比起刚刚解放时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满意。……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是农民所能认识到的正确政策。……共产党人进军四川时虽然并没有得到农民阶层的普遍支持，但是他们的改革政策如同在华北一样最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很明显，Skinner并没有把集体化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他在论述四川西部情况时，该地还没有开展集体化运动。有关土地分配政策执行到1951年春的情况概括，参见Chao Kuo-chün （赵国军），“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统治情况的简略叙述，参见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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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eter S.H.Tang （唐盛镐），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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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ao Tse-tung （毛泽东），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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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关最方便的概括，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还请参见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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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对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评论中，用如下语言描述了这种“联盟”：“在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毁农村中封建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这样，农民阶级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们要想免除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新的统治之下。在现代共产主义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同农民的联盟瓦解了；农民自身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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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见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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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前页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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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从农民阶层中发展共产党员，或许会使人们发现共产党很难称为“共产党”。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薄一波（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一段话：“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困难事情。……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大体反映了农民群众这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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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说：“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编者按：译文参考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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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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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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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其扼要记载见Time，May 27，1957，p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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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联合报》就刊载了此种性质的一次“起义”：“红色中国的新闻官员承认说，华南的广东省在5月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据新华社广州电，有五名共产党官员和其他身份没有说明的人，在7月12日爆发的冲突中被杀死。……新华社8月27日今天才到达香港，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参加了暴动，但说政府粮站、税局和其他办公大楼遭到攻击。共产党的报道证明了台北‘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8月6日的报道，说学生、农民和民兵于7月12日发动了反抗红色中国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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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前副书记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从前革命”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参见The New Class，p.19。〔编者按：译文参考陈逸译《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此外，该性质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导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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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jilas的评论，参见The New Class，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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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本章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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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性的分析时，一般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一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体系，对人民实行统治。虽然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构成统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术语来说就是新阶层——核心的只是那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这实际上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他官员只不过是新阶层统治下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Djilas所称“统治官僚”或“新阶层”，大致相当于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他所称的“行政官员”，类似于过去历史上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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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Time，May 27，1957，p.33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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