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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William Skinner，“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评论说：“现在的农民比起刚刚解放时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满意。……逐渐消灭大地主势力，是农民所能认识到的正确政策。……共产党人进军四川时虽然并没有得到农民阶层的普遍支持，但是他们的改革政策如同在华北一样最终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很明显，Skinner并没有把集体化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他在论述四川西部情况时，该地还没有开展集体化运动。有关土地分配政策执行到1951年春的情况概括，参见Chao Kuo-chün （赵国军），“Current Agrarian Reform Policies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277 （1951），pp.113-123。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统治情况的简略叙述，参见G.William 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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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eter S.H.Tang （唐盛镐），Communist China Today，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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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ao Tse-tung （毛泽东），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IV，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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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关最方便的概括，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264-291，还请参见Richard L.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pp.13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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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p.11-12.Douglas S.Paauw 在对 David Mitrany’s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Far Eastern 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评论中，用如下语言描述了这种“联盟”：“在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取得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毁农村中封建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这样，农民阶级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们要想免除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新的统治之下。在现代共产主义农村革命开展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者同农民的联盟瓦解了；农民自身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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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见Selected Works，IV，pp.291 and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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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前页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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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p.291。从农民阶层中发展共产党员，或许会使人们发现共产党很难称为“共产党”。S.B.Thomas，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revised 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所载薄一波（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一段话：“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困难事情。……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也大体反映了农民群众这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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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Garnett trans.，Modern Library 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说：“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唉，这事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刚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完成它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是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成为恺撒，到那时我们就会去考虑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的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可以赎清。……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编者按：译文参考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参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9，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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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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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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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其扼要记载见Time，May 27，1957，p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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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联合报》就刊载了此种性质的一次“起义”：“红色中国的新闻官员承认说，华南的广东省在5月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据新华社广州电，有五名共产党官员和其他身份没有说明的人，在7月12日爆发的冲突中被杀死。……新华社8月27日今天才到达香港，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参加了暴动，但说政府粮站、税局和其他办公大楼遭到攻击。共产党的报道证明了台北‘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8月6日的报道，说学生、农民和民兵于7月12日发动了反抗红色中国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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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前副书记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从前革命”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参见The New Class，p.19。〔编者按：译文参考陈逸译《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此外，该性质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导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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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jilas的评论，参见The New Class，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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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本章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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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性的分析时，一般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一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体系，对人民实行统治。虽然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构成统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术语来说就是新阶层——核心的只是那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这实际上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他官员只不过是新阶层统治下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Djilas所称“统治官僚”或“新阶层”，大致相当于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他所称的“行政官员”，类似于过去历史上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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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Time，May 27，1957，p.33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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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jilas，The New Class，pp.152 and 155-156描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堕落。很明显，著名格言“权力腐败”在这里也非常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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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Lin Yüeh-hwa，The Golden Wing，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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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rank A.Kierman，Jr.，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p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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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 Adler〔编者按：所罗门·艾德勒（1909—1994），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二战时在中国担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后一直居住在中国直到去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并对他们的政权进行了非常乐观的描述。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语气，用下列言辞作出了结论：“无论最终所得报酬是什么，中国从一个前工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必须付出严重的代价。就目前情况来说，或许由于中国的起点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苏联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虽然越来越厉害，但相对来说显得温和。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农业社会主义化继续得到顺利开展，如果人口增长率没有危害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很清楚，中国在走一条独具匠心的道路。”The Chinese Economy，pp.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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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这段手稿写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前，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推测，看来得到了一些证实。——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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