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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见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6，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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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A.Doak Barnett，“Mass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Report on 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 China Today，chapter 5；and Walker，China Under Communism，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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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其扼要记载见Time，May 27，1957，p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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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联合报》就刊载了此种性质的一次“起义”：“红色中国的新闻官员承认说，华南的广东省在5月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暴动。据新华社广州电，有五名共产党官员和其他身份没有说明的人，在7月12日爆发的冲突中被杀死。……新华社8月27日今天才到达香港，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参加了暴动，但说政府粮站、税局和其他办公大楼遭到攻击。共产党的报道证明了台北‘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8月6日的报道，说学生、农民和民兵于7月12日发动了反抗红色中国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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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前副书记Milovan Djilas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和“从前革命”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参见The New Class，p.19。〔编者按：译文参考陈逸译《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此外，该性质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导致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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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jilas的评论，参见The New Class，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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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本章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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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jilas，The New Class，pp.42-43：“在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批评性的分析时，一般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一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体系，对人民实行统治。虽然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详细分析，就会发现，构成统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术语来说就是新阶层——核心的只是那种特殊阶层的官僚，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这实际上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他官员只不过是新阶层统治下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Djilas所称“统治官僚”或“新阶层”，大致相当于帝制时期的“统治阶级”；他所称的“行政官员”，类似于过去历史上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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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Time，May 27，1957，p.33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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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jilas，The New Class，pp.152 and 155-156描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堕落。很明显，著名格言“权力腐败”在这里也非常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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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Lin Yüeh-hwa，The Golden Wing，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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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rank A.Kierman，Jr.，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History，p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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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 Adler〔编者按：所罗门·艾德勒（1909—1994），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二战时在中国担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后一直居住在中国直到去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并对他们的政权进行了非常乐观的描述。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语气，用下列言辞作出了结论：“无论最终所得报酬是什么，中国从一个前工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必须付出严重的代价。就目前情况来说，或许由于中国的起点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苏联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虽然越来越厉害，但相对来说显得温和。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农业社会主义化继续得到顺利开展，如果人口增长率没有危害工业化的步伐，那么很清楚，中国在走一条独具匠心的道路。”The Chinese Economy，pp.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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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这段手稿写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前，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推测，看来得到了一些证实。——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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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附录一：里甲结构的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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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清帝国各地里甲体系令人头昏的所有变式，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对其中一些较重要或有意义的变式进行勾画，则非常有益；因为，这样的描述不但能让我们对实际存在的里甲体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同时也能对帝国行政特点本身做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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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附表1-1中对不同形式的里甲组织（包括主要的变式和常规形式）进行了分类和描绘。为了便于对比，将变式的层级置于相应的常规层级下方。而对于那些精确的对应关系难以确定的事例，则将其变式放在看起来比较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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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就从里甲的常规形式开始。《朝邑县乡土志》和《城固县乡土志》（均属陕西省）详细记载了两县的税收组织。前者提到在朝邑县，“大约……十甲为里。光绪十六年（1890年）……共编三十三里”。[1]后者强调：“里有十甲……花户多少不等。”[2]这些情况同官方所规定的常规形式非常接近。根据《贺县志》（广西，1890）的记载，该县有18个里，每里分为10甲。[3]江苏兴化县的情况几乎与此相同。[4]不过遗憾的是，这些地方志都没告诉我们一甲等于多少户。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在遵照官方规定的组织框架进行编组的地区，各甲的户数也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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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里甲层级及其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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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州志》（湖北，1889）印证了这个推断。据修纂者所说，该州2个坊和38个里依法分为10甲。但是，各甲户数，不但在这些基层组织里互有不同，而且远远超过官方所定的数额，每甲平均有383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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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事例中，各里的甲数也不一致。比如在直隶涿州，40个里中，每里有10甲的只有13个。[6]四川绵竹县的安排与官方的定制不同，每里5甲而不是10甲，故而整个乡村4个里共20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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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考察的变式中，一些地区偏离常规组织形式，是在“里—甲—户”模式之外增加一两个层级，另一些是减少一个或多个层级，还有一些用其他名称替代官方规定的名称。对这些变式，笔者分别称为：增式、减式和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