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01100
1703101101
1703101102
1703101103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91]
1703101104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四级模式
1703101105
1703101106
许多事例显示，地方对官方架构的偏离，不但表现为常规单位被各种单位取代，还表现为一些额外单位的增加。以下四级模式就值得注意：
1703101107
1703101108
（一）广东南海县的“都—堡—图—甲”模式。根据《佛山忠义乡志》（1923）的记载，[1]其情况如下：
1703101109
1703101110
吾邑……以都统堡，其堡多少不等；以堡统图，堡有大小，故图之多少亦不等；以图统甲，每图分为十甲……以甲统户，户多少不等。
1703101111
1703101112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说法同《南海县志》（1910）所述该县通行的三级模式并不一致。因此，这种四级模式可能只存在于南海县一些特殊地区。
1703101113
1703101114
（二）另一种四级组织模式，出现在江苏无锡县。《泰伯梅里乡志》（1908）记载，泰伯乡（无锡县的一个乡）为了方便税收而被划分为3个都：第55都，统10图；第56都，统10图；第57都，统9图。每图所辖甲数各不相同。[2]如果把乡作为其中一个层级，就可以得出“乡—都—图—甲”的组织模式。广东东莞县的情况也与此类似。[3]
1703101115
1703101116
（三）福建惠安县是另一个例子。《泉州府志》（1870）记载：
1703101117
1703101118
宋初分三乡，领十六里。……元贞元间更为……四乡，仍十八里，统三十二图，图各十甲。……乾隆二年，因里长侵粮，革去里班名色，改为六十七铺。[4]
1703101119
1703101120
这段资料提到了不太常见的“铺”的起源；“铺”也出现在清帝国的其他地区。
1703101121
1703101122
（四）无锡县还有一种四级制的变式，即“区—都—图—甲”模式。1881年左右，该县的税收组织体系为“区摄都，都摄图，图摄甲”。[5]记载此种模式的志书解释说，明朝时期实行这种模式，“目前袭之”。不过由于该志没有详细说明各层级相关的单位数，因此无法确定“区”和“都”是否就是用来替代“乡”和“里”的。
1703101123
1703101124
（五）下面的四级变式出现在湖北。根据《沔阳州志》（1894）的记载，该州乡村组织的部分情况如下[6]：
1703101125
1703101126
宝城乡（五乡之一）4图17里：
1703101127
1703101128
1703101129
1703101130
1703101131
这个地区实行的四级模式是“乡—图—里—院”。它有两个新奇之处：其一，它将“图”置于“里”之上；其二，它所设置的“院”组织在其他地区是很难见到的。根据州志编纂的说法，“院”的起源如下：
1703101132
1703101133
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曰院。如是者百余区。[7]
1703101134
1703101135
因此，在那些村庄并入税收体系的地区，“院”取代了“村”的地位。
1703101136
1703101137
（六）浙江一些地区实行“乡—都—图—里”模式，其中又以建德县的例子最为典型。下列资料取自于《严州府志》（1883）[8]：
1703101138
1703101139
1703101140
1703101141
1703101142
在白鸠乡，图数与里数相同；在芝川乡，里数与都数相同。府志的修纂者无疑表明这些单位处于不同层级上。
1703101143
1703101144
（七）《通州直隶州志》（江苏，1875）所记载的资料，反映了泰兴县的税收组织情况如下，是“乡—都—里—村”模式[9]：
1703101145
1703101146
1703101147
1703101148
1703101149
据该志，每个里辖若干村，因此“里”和“都”一定都是规模超过官方所规定的里的大单位。类似的“乡—都—里—村”编组盛行于通州直隶州其他地区[10]、扬州府一些地区[11]，可能还有浙江杭州府昌化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