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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需要考虑到。其一，如上表清楚所示，由于“村”也名列其中，我们不能完全断定它并不是税收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层级。但是，这些村并没有像其他事例中的“村”一样，明指是由其上层单位所“辖”的，因此它们很有可能不能被当作税收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其二，“甲”前面各种各样的名字（如西邑、南庄等等）究竟是指“甲”的上级组织呢，还是指没有上级组织的临近各甲？这一点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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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类似鹤庆州“乡—图”模式也见于广西南宁府[5]和安徽庐州府[6]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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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种接近“乡—图”模式的变形见于湖北省安远县〔编者按：应为远安县〕。《湖北通志》（1921）引用19世纪晚期的一本地理著作说，该县以前划分为3个里，但后来划分为3个乡。其所辖的“铺”分为三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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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通志》修纂者所说，这是“里”被“乡”取代的少数事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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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一种两级模式事例比较独特，“乡”和“都”在同一地区共同存在，而“里”又成了“图”的同义词，从而构成了一种有双线命名的两级组织模式。《扬州府志》（1810）这样描述了江苏仪征县的组织设置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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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大多数“里”相当罕见地依其所属的“都”的数字来命名。“五一里”表示第5都的第1里。“四都里”表示该里属于四都；而该都只辖1个里。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推断“怀义乡”可能就是“三都”，在城都和新城都分别是该县的“一都”和“二都”。我们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在《扬州府志》中，“太平乡”之名紧跟在“西广陵乡”之名之后，即“西广陵乡，太平乡，七都”。出现这样不一致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两乡之一（或两乡）的人口减少，以致户数不足以单独构成一个主要纳税组织。因此合并为1个都，即“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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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府另外两个县的情况同仪征县的稍微不同。根据同一地方志[9]的记载，江都在明代划分为28个主要的税收组织，其中8个乡和1个都共辖118个里。雍正十一年（1733年），这些税收组织重组为6个都，命名为“一都”“二都”等等；除了“一都”辖12个图以外，其他各都各辖11个图。同样的，根据同一地方志[10]的记载，东台县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设时，分为8个都，各都辖数量不等的图（最少5图，最多1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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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事例指向一个有趣的结论：清政府在设置税收组织时，并没有一贯地遵循官定规则。东台县的个案尤其有趣，因为它晚到1768年才设置。很有可能，由于“都—图”称谓在地方上已经根深蒂固，因而设置税收体系的地方官认为将它移除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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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锡县的“区—都—图—甲”四级模式的简化版，出现在同一省的甘泉县。据《扬州府志》[11]，这种形式确定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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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领图十一；二区，领图十一；三区，领图十；四区，领图十；五区，领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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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江苏省还有一种两级的变式。根据《淮安府志》（1884）[12]，山阳县〔编者按：应为阜宁县〕划分为4个主要税收组织，其名字为仁字、义字、礼字和信字〔编者按：应为“智字”〕，各“辖”10个图，命名为“一图”“二图”等等。不过，我们无法断定该县主要单位是“都”“里”，还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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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注明刊印时间的《甘泉县乡土志》，记载了一种最为奇特的两级组织模式。据该地方志的记载，位于陕西西部边界上的甘泉县划分为两个大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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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在本志中，用来指称高一级和低一级的组织单位的“里”字，它们的写法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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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乡—庄”组织模式，存在于浙江新城县。《杭州府志》（1898）[14]记载，该县划分为15个乡，每乡相当于1个里，各辖数量不等的庄（最少5庄，最多11庄，共123个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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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个相关的变式见于广西容县。11个里辖489个庄。《容县志》（1897）的修纂者解释说：“有明分邑境为十六图，寻改为十一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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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广东清远县，乡村地区设“乡”，相当于“都”一级，由此而出现以下编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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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在一些孤立的事例中，“村”成了“里”的上级单位；例如湖北荆门直隶州。根据《湖北通志》[17]，荆门原有8个乡分为59个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地的税收体系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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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四川新繁县，“村”也是上级组织单位，但样式不同。《新繁县乡土志》（1907）记载说，该县“区为四村”，村又划分为数甲，情况如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