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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名历史学家赵翼（1724—1814）在其《陔余丛考》27/22a-b中解释说，南宋期间，有位知县（袁燮）下令每保画一幅地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这样，“图”之名（其含义为图画或地图）就被运用开来。“合保（之图）为都（之图），合都为乡，合乡为县”。赵翼补充说：“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建昌县乡土志》（1907）2/9b-11a中记载说：“有明编赋役黄册，则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图者，土地之图。一里必有一图，然后有以知里中地域广轮之数。建昌（于清代）……以一里为一图，图实缺如，直可谓有里无图。”《大清律例汇辑便览》8/47b-48b中说，修纂赋役册时，每里修入一册，册首冠以地图。还请参见注释14有关吴荣光对“图”引用的叙述。“图”一词最早可能出现在南宋时期，其含义为“地图”，以之表明里的位置和土地数量。但在清朝时期，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和广西各省区逐渐忘掉该词最初的含义，并常常以之来表明里组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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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如，《无锡金匮县志》在4/9a中记载说：“明制……区摄都，都摄图，图摄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六》，32a中也同样地记载说：“明制以堡统图，以图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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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许多情况下，州县区域十分广阔。比如，山西丰镇厅从东到西大约270里，从北到南大约250里（面积超过7，000平方英里）；直隶蔚州，从东到西为120里，从北到南为235里（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里）；广西博白县，从东到西175里，从北到南250里（面积超过4，000平方英里）；陕西同官县，大约为6，875平方里。参见《丰镇县志书》，1881年修，1916年刊，1/13a；《蔚州志》（1877），卷首，18b；《博白县志》（1832），6/21a；《同官县志》，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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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六鸿《福惠全书》，2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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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书第六章中探讨了各种各样的乡村头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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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见Bell，China （1884），I，p.123，对东北情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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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宜川县乡土志》，8b记载说：“地狭户少，不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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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延安府志》，47/2a-b。还请参见《佛山忠义乡志》，4/2a-b；《蒙城县志书》，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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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可以回想起清政府1648年颁布的一项规定，各地应每三年统计并上报一次当地的户口。这一规定在1656年作了修改，即将三年一次改为五年一次。随后颁布的一道上谕不明确地宣布暂停执行该规定，因为它已经变成“具文”。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5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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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蒙城县志书》，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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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昌县乡土志》（1907），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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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沔阳州志》，卷三《建制》，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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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附录二：清朝以前的粮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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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阐明清朝粮仓体系的完整意义并顺便澄清一些混乱，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具体形式。[1]储备粮食应付紧急状态——粮食供应充足时购进粮食，紧俏时出售粮食，以维持粮价平稳——的思想在古代就有了。最早清楚地阐述这一思想的著作，是《周礼》[2]和《管子》[3]。第一批以“常平仓”命名的粮仓，是在汉代（公元前54年）；[4]随后的大多数王朝，即晋[5]、隋朝[6]、唐朝[7]、宋朝[8]和明朝[9]，也相继设置相同名字的粮仓。汉代的粮仓常常被当作后代常平仓的原型，不过它们是用来应付因农业一时丰收而导致的粮价总暴跌，因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意味着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境地。换句话说，汉代的粮仓并不是用来作为歉收或灾害的保障，因此，它们的性质与后来的常平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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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方向的转变发生在公元583年；是时，隋朝建立者决定在刚刚统一的帝国适宜之地设置一系列粮仓，以为“水旱之备”。这些粮仓有不同的名字；设在陕州（在今天陕西）的粮仓才称为“常平仓”。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政府粮仓只是设置在全国比较重要的地点，总数不超过12座，因此，大多数地方是没有粮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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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统治者沿用了这个体系，只做了很小的改动。到了宋朝，常平仓体系于992年（太宗淳化三年）首先向首都地区的居民进行救济，在京城设置一些粮仓。接着在1020年（真宗天禧四年），扩展到全国各路。明朝建立者则进一步推广地方粮仓体系，向下延伸到最低行政层级的州和县。与此同时，除了用政府基金购买粮食以外，还正式引入鼓励居民捐献粮食的做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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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平仓体系的发展史上，有三大显著的里程碑：（1）汉朝统治者给粮仓取了独特的名字；（2）隋朝统治者最终确定了粮仓的功能；（3）明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使之成为一项统一的、全面的灾荒控制体系，为清朝建立者的采行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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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和“社仓”的初次登场比常平仓晚得多。为了更充分地减轻自然灾害，隋朝政府在585年（开皇五年）决定，鼓励全国各地居民在他们各自的“社”设置义仓。在丰收时节捐献稻谷或小麦，用此种方法得到的粮食，储存在每个“社”的粮仓，由社长负责在灾荒时节发给社里的受灾家庭。[11]这种地方粮仓虽然实际上位于社，并由各社负责维持，但它们却被称为“义仓”。因此，尽管政府对这两种由地方管理的粮仓作了区别，但义仓和社仓在后来的历史中经常被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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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恢复设置了义仓，但他采取一种获取存粮的新方法：不再要求地方居民自愿捐献粮食，而是对所有土地所有者（缴纳最低土地税者和特定的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内）征收附加税。这样获取的存粮，或者借给农人作为种子，或者散发给赤贫的人。[12]宋代义仓于963年（太祖乾德元年）开始设立，由地方官管理；存粮与唐代一样，也是来自对土地征收的附加税。[13]因此，唐代和宋代的义仓，与隋代有两大主要的不同：（1）它们的存粮来自于强制性的附加税，而不是自愿的捐献；（2）它们是由地方官而非乡村代理人管理的。就这些方面来说，它们与常平仓差别不大。它们与后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所存粮食并不是用来稳定粮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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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1世纪最后10年，王安石变法前不久，宋朝打算恢复隋朝的粮仓制度，但未能成功。[14]大约75年后，一名好心的地方官，发动了第一场由政府来设置地方粮仓的运动。[15]不过后代遵循的社仓模式则是由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所建立的。1168年在福建某地进行的试验，使他确信自己的想法非常好，于是在1181年上奏宋孝宗，并成功说服了政府在“各地皆置粮仓”。[16]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自愿捐献、地方管理、政府监督；这也就是清代社仓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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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统治者恢复了唐代以征收附加税获取存粮的办法，[17]也恢复地方粮仓名称为“义仓”；虽然这些义仓同隋代的一样，也位于“社”——一个由50户构成的乡村单位。[18]“社仓”之名在明代又一次流行起来。不过各省巡抚巡按在1529（嘉靖八年）奉命设立“社仓”时，他们被指示要把每25户或30户编为一社，挑选“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为社长。各个社长在其他两名经过挑选的合格人士帮助下管理粮仓。纳税人必须根据他们各自缴纳土地税的等级，交纳不同数量的粮食作为存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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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社仓”和“义仓”作出区别，利用它们分别服务于乡村社会和城镇，废除依靠征税获取存粮的做法，并将这些粮仓置于地方管理和官员监督之下，这些就要由清政府来完成了。附表2-1显示了这些粮仓由隋朝到清朝所经历的主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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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从隋朝到清朝粮仓经历的主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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