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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80、1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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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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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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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参阅杨宽《战国史》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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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第二章 古代官僚和行政管理的主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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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王朝政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式的中央集权”。这种特征的体制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集权，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第二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具有统辖一切的绝对性权威和独裁性。就第一点而言，它有别于以前的贵族领主制，否定了在领主分封政体下，我的臣仆之臣仆非我臣仆式的隔级不辖的统治体制，将皇权贯通到中央、地方，直到最基层的臣民。第二点，则有别于近代以后的“民主制”，国家大政的最终决定取决于皇帝，而不是臣民，皇帝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其权力的行使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实行独裁式统治。而且，秦及以后各代皇帝，不仅继承了先秦君主的专制独裁，而且将这种专制竭力向极端方向发展，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总之，处在贵族领主制与近代民主制发展阶段中间的君主官僚政治，皇帝是行政的主导与核心。在这种政体下，无论哪一王朝建立，由异姓充任的各级政府官吏，其职位只能是及身而止，只有皇位、皇权可以一姓世袭。为了保持皇位的一姓世袭，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皇权的绝对权威，并以集权的形式、专制的手段去驾驭臣民，对整个国家进行统辖、治理，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制，这一切，构成了皇帝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对官僚政治及王朝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而，研究古代官僚和行政管理，首先应阐述处于主宰地位的皇帝与皇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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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一、皇帝绝对权威的树立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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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官僚政治条件下，异姓百官的权力，由国家典制规定。君主是唯一不受制度规定的掌权者，他的权力，来源于对天下的私有。为了维护这种权力，得到臣民无条件的认可与绝对的服从，还必须从观念伦理及等级制度方面去强化。因而，先秦时期神化王权的思想观念、维护天子身份地位的等级礼仪制度等等，便继续运用到皇帝身上，而且被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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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权的神化与君臣关系的伦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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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最高统治者——王，被称为天子，即天帝之子。它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来神化王的身份，使人们对天子敬服。这种观念，在秦汉以后进一步理论化、完善化。正统儒学的“天人感应说”“天人合一论”，把“天”人格化，说成是具有意志、感情的神，皇帝是代表天意而君临百姓，他的意志与天一样不可违抗，臣民对他只有敬畏和服从。至于王朝更替、帝王取代帝王，也完全是“天意”，是天道运行的结果，“苟有代谢，非人事也”[1]。这样，无论皇帝怎样更换，都成了天的意志，当朝皇帝都是合理的，是不可“逆麟”的“真龙天子”。皇帝本人、皇权的维护者也对此大力宣扬，并使之具体化、形象化。凡登上皇帝宝座者，便称作是“奉天承运”“法天隆运”。他们的降诞人间，也都有天意兆应，其相貌行止也异乎常人。据称汉高祖刘邦之母曾于泽陂上寝寐，梦与神会，是时雷电交加，其父往视，“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2]。唐太宗李世民，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四岁时，有善相者说他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3]。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4]。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清世祖福临就更神奇了，其母妊娠之时，即“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生时，“红光烛宫中”，长相禀赋是“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凤姿，神督天授”[5]。在愚昧落后的社会中，通过这样的宣传，凡是登上皇位者，都被神化成了非常之人，是被赋予天的使命而降生人间的苍生之主。为了使臣民更直观地感到皇帝的神圣，不少帝王还煞有介事地举行“封禅”大典，到人间的“最高处”——泰山之巅去祭天，与天接通，表明皇帝的受命于天。这样，人们对皇帝也就只有像敬天一样的敬崇，违反他的意志，就会如同触犯天帝一样，遭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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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还被说成是臣民之父。先秦时期宣扬“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秦以后，这种观点继续在皇帝身上予以阐发。汉代的臣僚称皇帝是“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6]。皇帝为臣民之父，皇后自然就成了“国母”，所以皇后的行为又有“母仪天下”之称，臣僚被称作“臣子”，百姓被称作“子民”，臣民要像孝顺父母那样效忠顺从皇帝。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属于同一性质的伦理纲常，忠君成为最高尚的道德，乱臣贼子则是大逆不道，罪在十恶不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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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皇帝至尊地位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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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度早已有之，先秦的贵族领主制时代，就已把社会各成员框定在严格的等级序列之中，周天子处于最高的等级地位。但是随着诸侯的坐大，天子的式微，那些受封于天子的封国之君，纷纷取得了实际上的与周天子等同的地位。一统天下的帝王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如何突出与强调处于王朝等级顶端的皇帝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最高统治者在等级制上又作了种种精心的设计与创造。等级制以名号、礼仪制度作为具体的体现和标志，这些精心的设计与创造也主要表现在崇名号、制礼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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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周天子，是以“王”称之，秦以后王朝中的最高掌权者，被冠以更尊贵的称号——皇帝。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秦王嬴政命臣下议帝号，大臣们以“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而请他以“泰皇”为号。秦王认为这种称号还不能充分显示他的功德与尊贵，“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而自称“皇帝”。从此，皇帝也就成了历代王朝一国之君的最尊崇的专称，一直沿用到最后一个王朝的灭亡。唐朝以后，在这一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为褒崇皇帝而上“尊号”。唐玄宗李隆基，初“上尊号开元神武皇帝”，继而又“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此后屡次增加，直到称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7]。前有先例，后来的帝王也就决不甘居其下，无不加上尊号，如宋太祖赵匡胤便被尊为“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这类崇号不仅生前上，而且死后也要上。死后所上之号为谥号。谥号本是对死者一生的总结性评价，有褒有贬，后来用于皇帝的谥号完全变成了清一色的歌功颂德的词语，那些翰林院的高才们，在丰富的汉语词汇中，竭力搜罗那些美好的字眼，为死去的皇帝堆砌谥号，极尽吹捧之能事。明太祖朱元璋被追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加谥二十一字。清代又发展到二十四字，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累加谥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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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皇帝的“独尊”，不允许第二个人与他处于同等地位，汉语中的某些名词也为皇帝强行独占。“朕”，在先秦时期本来是一般人都通用的第一人称的“我”之义，秦以后，只有皇帝“自称曰朕”，不许其他任何人僭用。“御”“钦”等字眼只能用于与皇帝有关的事物，皇帝所作的诗文称为“御制”，皇帝所审定的书籍、批示的公文称为“钦定”。就连皇帝的吃食也有专称，叫作“御膳”，官民所食不得称“膳”。皇帝的名字为“御讳”，直呼皇帝之名便是莫大的不敬，是对皇帝尊严的极大损伤，所以必须避讳。任何人任何场合都不能将其名字写出，或发出这个字的音，甚至与它发音相近的字词都在避讳之列。秦始皇的名字叫“政”，正月的“正”字因与他的名字同音，正月就得改称为“端月”。汉武帝名叫刘彻，其他人就不能再以“彻”字为名，汉初的大臣蒯彻因此而被改为蒯通。清世宗名胤禛，他继位以后，直隶的真定县便改为“正定”县，以免人们发出“真”的字音。触犯御讳者，就要遭到严厉的惩处。清朝著名的文字狱“字贯案”，就是因为举人王锡侯在他所作的《字贯》一书中，没有避当朝皇帝的名讳，而被乾隆帝定为大逆之罪，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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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制度表现在皇帝的衣食住行、服用器物、婚丧及各种场合的典仪礼节等各个方面。无论哪一方面，一规一制、一器一物，凡有关皇帝者，都体现出它至高的等级及其不可僭越性。皇帝被称为是具有“九五”之尊，九五出于《易·乾》中的卦爻位名：“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唐代经学家据此进一步阐释：“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因而皇帝之位便以“九五”称之。又因九为阳数之极，代表事之至、最，因广泛用于有关皇帝的住居器用之仪制上。紫禁城的房屋，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太和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以副九五之数，就连皇宫大门的门钉都是纵横各九，臣民住宅的门钉决不能用纵横各九之数。生活中的某种颜色也为皇帝所垄断。清代，黄色尤其是明黄色，一般人不得僭用。服饰器物，臣民未经皇帝御赐而僭用逾制，便被定以“违式”之罪名而遭惩处，严重者还会招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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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居住、办公的处所——皇宫，无论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华丽，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它是皇帝至尊至上的等级标志，更深一层的用意，则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8]，以其衬托皇帝的威严，使臣子百僚进入那巍峨森严的宫阙之中，立刻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每当皇帝大朝，奏起那黄钟大吕，声震殿庭，诚惶诚恐的文武群臣拜伏在天子脚下，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更显示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无怪乎汉初的叔孙通在制定了这庄严肃穆的大礼之后，汉高祖刘邦颇有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而那些拜伏的群臣，则“莫不震恐肃敬”[9]。皇宫的设计与布局，也处处象征着帝王崇高的地位与权威。你看那北京的紫禁城，正处在京城东西对称的中轴线上，而且其自身的轴对称中线也正与京城的中轴线重合，神武门、乾清门、太和门、午门、天安门，依次在这条中线上由北向南排列，皇帝举行大典、臣子朝见皇帝的太和殿，也恰好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而且是这条中轴线上最高大雄伟的殿堂，皇帝的金銮宝座又处在太和殿内正中线的至高点上，这样，整个皇宫、整个京城便形成了以皇位为中心贯通南北辐射东西的格局。京城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以皇位为中心的辐射线便由此而延伸到帝国的五服八荒、天涯海陬，从而使高居于盘龙宝座的南面之君，大有凌驾于万民之上、一统天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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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度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毫无疑问，无论是先秦还是秦朝以后，一国之君都是处于等级结构的顶端，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其至尊独尊的地位由于被极力地推崇、强调与树立，使他与臣僚之间的等级差距，比起先秦时期是明显地加大了，君臣之间的礼节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先秦之时，不乏国君向臣子行礼、还礼的事实，《史记》中的《范雎列传》《孟尝君列传》，有两处记秦王与范雎、冯驩交谈，十分钦佩这二人的才智，为了向他们请教，而以“长跽”即长跪（跪坐时挺直上身）的礼节相恳求。春秋时期，齐桓公对鲍叔牙十分敬重，一次酒席宴上，鲍叔牙颇有感慨地向齐桓公祝酒，希望他不要忘记过去国乱出奔时的苦难。齐桓公非常感动，而“避席再拜”[10]。避席再拜，即离开座席，重新下跪行两拜礼，这是对对方相当尊重的一种礼节。当时君臣共议国政，席地而坐，君向臣施行的一种最普通的礼节就是“空首”礼，甚至还有施最重的稽首礼的，商周之时即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之事，顾炎武对此解释说：“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德也。”[11]实行皇帝制度以后，我们已决然不见朝堂之上皇帝先向臣下施礼的记载，只有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心安理得地接受臣子的跪拜。君臣之间的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差距，且有向加大的方向发展。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常记有“古有三公坐论之礼”一说，指的是汉代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高级官僚，朝堂之上是与皇帝共同席地而坐商议国家大政的。唐以后出现高脚座具，皇帝坐于宝座，仍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12]。至宋代，即发展为皇帝高居宝座，臣下站立而议，“去其坐矣”[13]。最后，又把臣下的站立改为跪议。清代，军机大臣、大学士面见皇帝，都是跪伏在地，诚惶诚恐地奏事，聆听皇上的圣旨。清代皇帝解释实行这种礼仪的原因是：“原定制之意，盖以君尊臣卑，预防专擅之渐。”[14]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见到那些年老大臣在乾清门前的大院内跪于砖地之上，浑身抖悚，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降谕：“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朕心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以昭优礼至意。”[15]跪时加垫，就算是皇帝对臣下的“优礼至意”、大开龙恩了。跪而议政，常常是“长跪移时”，即一跪就是一个多时辰（两个多小时），年老的大臣们实在不堪其苦。乾隆时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年已七十余，奏事养心殿，跽跪良久，立时，误踏衣袂仆倒。公体素肥壮，加以御座高耸，因之暴薨”[16]。这位年迈的宰辅之臣，就是因长跪良久，退出起立时血压骤升，而跌死在乾隆的御座之下。为了强调君尊臣卑，预防大臣的专擅之渐，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如此地轻贱臣下的人格。明代，那些违背皇帝旨意、触犯皇帝尊严的大臣，甚至被皇帝下令“廷杖”，由那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士们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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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二、皇权的行使及其对官僚行政的控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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