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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政务的处理上，以下几类尤其为皇帝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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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中高级官员。国家行政依靠官员，官员因此而得以有权。皇帝只有掌握官员的任用权，才能体现其对国家权力的主宰，使受命于皇帝的官员对他尽忠尽职。另外，皇帝还可通过对官员的任用，根据官员的才能、专长及与自己的关系，选用于他所认为相宜的部门，实现对官僚机构及其行政的控驭。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万甚至十几万官员，不可能全部由皇帝任用，因而，掌握对较高级官员的任用，就成了皇权在“用人”上抓“要”的手段。汉代，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以皇帝的诏书任命或调迁[31]；唐代，“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32]；宋代，凡“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33]；元朝，“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34]。这些高级官员任用的“用制”“以制命之”，都是用皇帝的制书除授，也即由皇帝任命。清代，中央高级官员及地方某些重要官缺，都要皇帝“亲简”“特简”，大学士、各部长官、地方各省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缺出，或由大臣们推举候选人，或由内阁、军机处将符合条件的官员列名，奏请皇帝简用。有些官缺级别不甚高但职务重要，则定为“请旨缺”，由皇帝“特旨简放”[35]。军机大臣主管机要政务，则由皇帝亲自从内阁部院等机构中调用。清代还实行引见制度，中级官员经考核保举某官缺，吏部领该官至皇帝面前，并递该官员的引见单，开列其籍贯、年龄、出身、履历以及引见情由。皇帝览后进行“面试”，把对该官员的印象、评语及任用意见批写于引见单上，由吏部奉旨执行。皇帝既然掌握用人权，就决不容许臣下侵触这种权力。臣下操纵用人，不但容易结党，导致派别斗争，败坏朝纲，而且会使皇权旁落，有可能受制于因专擅选官而势力膨胀的权臣。明清法律规定，任官之权“操之于君上……大臣但当请旨奉行，不得专擅”，“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36]！其他朝也有类似规定。南朝宋武帝时，吏部举张奇为公车令，武帝不同意，另选他人。吏部令史未遵旨而让张就职，皇帝发觉后，吏部尚书被免官，违旨的令史二人被杀弃市[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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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家天下古代王朝中，军队是国家，也可以说是皇位赖以存在的支柱，因而对于皇帝来说，牢牢地掌握军权尤其是军队的调动使用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须臾不可放手的。古代，皇帝亲自掌握并使用调兵的信物，有符、羽檄等。符一半由皇帝掌握，另一半交地方官兵将领。发兵时，皇帝将符交领兵者，管兵者之符与之勘合为一，验明无误，才可发兵。羽檄是调兵的凭证文书，汉高祖刘邦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38]，就是指他用这种文书征调全国的军队。宋代“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39]。平时，地方管兵将官没有皇帝命令，不得擅自调用手下军队。明清时期甚至规定，“凡将帅部领兵马守御城池及屯驻边镇”所管地方即使出现扰乱统治秩序的反抗活动，也要“先申报本管上司，转达朝廷，奏闻恭候圣旨，调遣官军征讨”。若非特别紧急，而不申报上司，或虽已上报而不待回报，“辄于所属擅调军马，及所属擅发与者，各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40]。可见皇帝对军队调动的控制是何等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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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朝廷纲纪依靠法律的震慑力来维持，因而对于官员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违反政令圣旨等行为的处置，皇帝要亲自插手。这类政治案件，或者由大臣弹劾，皇帝指令法司调查审理，最后奏闻皇帝判处；或者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察觉后，亲自审判定罪。如明朝武宗时逮问并处死大太监刘瑾，嘉靖朝处置严嵩、严世蕃父子；清康熙朝结党的大学士明珠、索额图被罢官，雍正朝打击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嘉庆朝将和珅革职抄家下狱等等，都属这类情况。有关贵戚、勋臣、贤臣等的刑事案件，皇帝也握有最终定谳权。这类刑案，法律上有“八议”的规定，“凡应议者犯罪，官司不得擅自勾问，实封奏闻。得旨推问，开具所犯及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41]。皇帝对于百姓死刑案件的判决也相当重视，隋唐以后，死刑定案，都要经过皇帝最后决定。隋文帝时，下“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后上取奏裁”[42]。《唐律疏义》规定，凡是判为死刑的罪犯，“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须向皇帝覆奏三次，经核定批准，方能执行。清代对死刑审查得更严格，犯死罪者，各地方官无权定案，须上报中央经三法司会审，会审后还要经秋审或朝审（京城案件）众官员合议，然后将应否定死罪，应定哪一等死罪“具题候旨”，听候皇帝最后决定，皇帝获知或察觉有可疑之处，命重新调查、审理，认为处理不当者，当即予以批驳，并详细说明理由，这些事例在《清实录》中有不少记载。最后决定施刑的“予勾”，也要经过皇帝。皇帝如此重视死刑的处理，各案都要亲自审查，目的是准确地打击那些危害统治秩序、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者。同时也说明，在官场中，因官员不尽心政务、胥吏幕僚把持案牍、贪赃受贿而草菅人命、冤屈良民的案件时有发生，皇帝为了维护纲纪、维护法律的严肃性，防止因冤假错案而导致官民矛盾的激化，不能不对这些事关人命的要案亲自过问，最后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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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几方面，是指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必须要经手的具体政务。由于皇帝没有具体的职掌规定，所以皇帝处理政务因人而异，有些勤政的皇帝，躬亲庶务，其理政的范围要大大超过以上范围。而那些荒政、怠政的皇帝，即使连上述几项事务也懒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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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官僚行政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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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运作过程中，皇帝需要随时掌握政策实行的得失及百官的行政状况，以纠正政令的偏颇、过错，惩治违反法规的官员，督催官员行政，来维持纲纪，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切，皇帝是靠其直接指挥下的监察机构来实现的。历代王朝都设有御使台、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关，这些机构，被称作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主要职掌是：一、“凡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二、“纠举百僚”，“纠察内外百司之官邪”[43]，对违法、失职、结党营私的官员提出弹劾。监察官员既可以在朝堂之上“面劾”，也可以“封章奏劾”，向皇帝秘密地反映。东汉的御史，皇帝规定其“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宋代，监察官员“绳衍纠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44]。皇帝赋予这些官员以特殊的权力，将那些不法官员检举，置于法司审判惩处。有时，皇帝还密派御前侍卫人员等，暗访官员之言行，如明朝的锦衣卫、清代的宫中侍卫，就常负有这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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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察各衙门行政，也是监察机关的职责之一，如唐朝玄宗时，即命监察御史“分察尚书（省）六司，纠其过失”[45]。清代的部院设有督催所，都察院设有督催所、各道御史，负责督催各衙门承办事件，限期完结，以防积压。另外还设有“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专门负责稽察中央各部院所奉皇帝特交事件的办理情况，以保证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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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还常常派遣官员以“钦差”的身份，去稽察地方，或执行某种特殊的使命，以补皇权鞭长之莫及。如西汉武帝时的刺史，唐代之巡按御史、巡察使，明朝之巡按以及随将帅出征的监军和监察考试、漕运、盐务、仓库、屯田等特别差务等等，这些人直接受命于皇帝，代表皇帝巡察，权力极大，如明代，“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46]。西汉的刺史“奉诏条察州”，重点打击横行于地方的豪强，纠察地方郡守等“不奉诏书”、滥施刑罚、贪赃枉法等行为[47]。集权制下的皇帝，正是通过监察机构及钦差人员，把皇权的触角伸入到中央、地方各机构及其行政环节，实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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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宝《晋纪·论晋武帝革命》史臣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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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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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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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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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史稿》卷四《本纪四·世祖本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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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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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会要》卷一《帝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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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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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汉会要》卷十五《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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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氏春秋》卷二十三《直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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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知录》卷二十八《拜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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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历代职官表》卷三；王曾《笔录》；《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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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一，乾隆五年十一月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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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刘武进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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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注，如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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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上见《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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