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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四，吕公著《上神宗乞致仕官给四分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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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古今图书集成·铨衡典》卷一百零五《不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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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官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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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白居易集》卷四十三《江州司马厅记》，转引自张国刚《唐代官制》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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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文献通考》卷六十《宫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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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宋史》卷一百七十《职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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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乙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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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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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宋史》卷一百七十《职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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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张延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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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新唐书》卷一百八十《李德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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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见王炎平《关于唐后期三次裁减冗官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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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第六章 官僚的考课监察与官场周期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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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容易导致腐败，这几乎是一条公理。古代官僚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形态，也存在吏治混乱、官僚队伍腐败等严重问题。针对这种弊端，古代官僚政治在两千多年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整肃自身统治秩序的机制。具体内容包括：政绩考课、监察纠劾、严刑峻法惩贪、临时遣使巡察、伦理道德节制等。凭借整肃机制，古代官僚政治就可以在行使权力、主宰社会的同时，不断地克服内部的一些腐败现象。尽管此类整肃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对古代官僚政治的生存与发展，又是须臾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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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一、政绩考课与官员的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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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课，又称考绩、考功、考成，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官吏行政业绩进行考察和督课，并给予相应的奖惩。古代考课，虽可上溯至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对各部落首领的考核，但作为一种稳定和经常性机制的政绩考课，还是在战国时期古代官僚政治形成以后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古代官僚系统的考课，大体包括考课标准和考课方式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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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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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明清的官吏考课标准在道德、才能、劳绩、年龄等方面各有侧重，而且常常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及职事分别制定。总的看来，考课标准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重道德到重实效，由繁杂到简要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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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为吏之道》提出的“五善”“五失”，是考课标准以道德为重心的代表。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失”则是“夸以迤”“贵以大”“擅裚（制）割”“犯上弗智（知）害”“贱士而贵货贝”[1]。这种以道德操守为考课基本要求的做法，显然重在反映官吏之德，而容易忽视其才能的考察。西汉时，上述标准或尺度开始有了较大改变。地方官“上计”簿记载的主要内容已经成为“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2]。表明汉代官吏考课的标准，已向注重实际业绩方面倾斜。隋唐时期考课标准最大的特点，是融合秦汉考课的侧重面，使道德、才能、功绩三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如唐代考课标准“四善”（德、慎、公、勤）、“二十七最”[3]。“四善”主要是道德操守，“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实际是体现了才能和功绩。这样，考课标准的具体内容已经是虚实结合，相当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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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吏考课标准，虽有其翔实完备的长处，可又显得繁杂琐碎。尤其是“二十七最”，简直是罗列诸官职守的流水账，实难令人明其要领。因此，从宋代始考课标准又由繁杂趋于简要。宋代考课标准依不同职官而有很多具体规定。如地方守令有“四善三最”（“四善”完全照搬唐代，“三最”即“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对“监司”有七事（“举官当否”“劝课农桑，增垦田畴”“户口增损”“兴利除害”“事失案察”“较正刑狱”“盗贼多寡”[4]）。说明在因考课对象而制定具体条例方面，宋代仍沿袭唐制，但在每类对象的划分和具体要求方面，又较为简明扼要。这比起唐制似有进步。金代前期实行的“四善”“十七最”，基本模仿唐制，只是将“二十七最”简化为“十七最”。金宣宗以后，“十七最”又进一步简化为“六条”：田野辟，户口增，赋役平，盗贼息，军民和，词讼简[5]。考课标准中较繁琐的内容的大幅度简化，至此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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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考课类目分为考满、考察。考满沿宋元旧制，旨在作为官吏升秩增俸的依据，即所谓“论一身所历之俸”。故其标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考察重在检举“天下内外官”的过失或“不职”。其标准又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目[6]。清代考课依京官、地方官两类应考对象分为“京察”和“大计”。考课标准又发展为“四格”“六法”。四格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俸升降。六法为“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举劾不职[7]。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考课标准，简明务实。“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语），反映了在考课标准上的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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