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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还根据考课优劣进行奖惩。奖惩形式最常见的是，行文或口头褒奖、官职升降、俸禄增减、赏赐金银、赐爵封侯等。如唐代考课为中上者，可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下以上每退一等，夺禄一季”[26]。明代考课奖惩，注意将职务繁简、称职与否、有无过失结合起来考核，而定升降奖惩[27]，有相当的合理性。明太祖在奖惩考课各等官吏上，还有自己的创造。他不仅严格规定，考课三等官吏中，“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28]，还借布政使、知府朝觐之机，命其称职者入宴赐坐，平常者宴而不坐，不称职者“不预宴，序立于门”，以示扬善惩恶[29]。据说，明弘治六年考课中，一次罢黜官吏达两千五百余名，致使朝野震惊，“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者百余年”[30]。由是观之，在运用考课督责官吏方面，恩威并施，是可以发挥一定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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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课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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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课作为一种行政督责，是古代官僚政治良好秩序的保证。西汉谷永说：“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考功实以定德……则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销，俊艾日隆。”[31]考课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法制，以奖惩为手段，强制官吏尽忠守职，行善戒恶，提高效率。它可以对官吏发挥督促、约束、鞭策激励的效用。作为一种定期和比较全面的考察，又可以在行政系统内发挥澄清吏治、减少腐败的常在功能。谷永把官吏考课与天下治乱联系起来，不是没有道理。考课行之有效，吏治就会比较好。反之，吏治就会败坏得不堪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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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考课与行政予夺相结合，构成了行政隶属和指挥机能的维系力。古代官吏考课多是在各行政系统内由上而下进行。虽然它是按照朝廷颁布的标准条例对官吏的考课，但其本身造成了上司对属下臧否或黜陟的权力和机会。因而，考课和行政号令相辅，能够强化上司的权威和属下的服从。而这种强化，正是古代官僚机器以上驭下、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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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绩考课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或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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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考课标准条例而言，空泛的、道德性的内容较多，具体的功效性的较少。这样，容易使受考官避实就虚，影响考课质量。另一方面，过分重视政治、道德标准，以此压倒或取代功能标准，又会使官吏谨小慎微，只讲究个人道德修养，不敢在行政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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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绩考课和叙用升迁有时脱节。虽然不少朝代是把政绩考课优劣当作官吏升迁叙用的重要依据，可也有一些朝代，如宋代的“磨勘”，主要看重任职时间。官吏任职，不求有功，只要无大错，任期届满，就可以升迁。后一种做法，实际上是将考课变为一种丧失活力和实际内容的形式，破坏了考课的应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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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官场自身腐败，考课常常走过场和流于形式。例如，西汉郡国上计考课，只是派上计吏持“计簿”接受考课。有些郡守专门选用佞巧胥吏充当此任，通过他们谎报政绩，欺骗朝廷，逃避上司的课责[32]。当时就有“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漫，以避其课”的说法[33]。有时，上下级间也常进行考课时的金钱人情交易。经过这种交易，考课自然不会反映真实情况，而只能上下蒙蔽，掩盖吏治败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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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官吏上下其手，或从印象出发，考课常常带有随意性，而与客观情况相背离。《太平广记》讲的一个故事，很有典型意义。唐高宗时，度支尚书卢永庆负责内外官考课。一位漕运官督运粮食遇风浪，亏失原额。起初，卢永庆判之为“监运失粮，考中下”。见该官神态自若，毫无怨言，卢即改判为“非力所及，考中中”。后见该官“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卢又改判为“宠辱不惊，可中上”。负责考课的官员可以因自身的一时直觉，随意评判考课的等级，又可以在短时间内多次变动等级。足见，此种由某些官员印象臆断的考课，是无公正准确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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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二、行政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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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察，通常是来自行政系统以外的，对官吏遵守国家法纪情况的监视和督察。它是比考课作用更大的一种吏治整肃措施。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进行严密的监察，乃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高度成熟和实行自我调节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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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察制度沿革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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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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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此制度形成的基本标志，即是中央专门监察机构的出现和地方监察体系的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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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前虽有带御史等职衔的官吏兼掌监察，但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尚未出现。秦设御史大夫掌管监察，且为丞相之副。西汉承秦制，与丞相府并为“二府”的御史府，除继续承担保管“图籍秘书”“受公卿奏事”等任务外，职司已偏重于“举劾按章”和“外督部刺史”[34]。此乃朝廷专门监察机构的滥觞。成帝以后，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不再掌管监察。以御史中丞为首的兰台御史继续充任监察专官。因办公处设宫中，故有“宪台”之称[35]，亦即后来的御史台。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太府卿系统，成为完全独立的朝廷监察机构。此时，御史台多半设于宫中，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行使监察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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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郡级政权设监御史监察郡政。汉废郡监御史。郡守以下的督邮等，仍负责属部的监察。汉武帝置十三部州刺史，在御史台（兰台）的节制下，以“六条问事”监察诸郡国[36]。又设司隶校尉，监察京官和京畿属郡官吏。州刺史和司隶校尉的创设，表明地方监察体制已初具规模，对后世地方监察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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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唐宋元监察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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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元时期，监察制度有了突出的进步和发展。主要表现是：中央与地方监察机构的健全，内部分工比较细密，监察活动规范化和制度化，监察方式不断改进等。唐宋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内分设台院、殿院、察院三个组织。台院所隶侍御史，掌中央各部门官吏的纠弹及要案推鞫。殿院所隶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察院所隶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37]。三院御史分工合作，各有侧重，从组织建置上为监察职能的广泛实施提供了良好条件。宋代中央监察体制还有一个“台谏合一”的重要变动，即从前专门给皇帝进谏议政的谏议官，脱离了中书、门下二省，独立组成谏院。其职司也由谏议转向对宰执百官的纠察。自此，御史台为首的监察官队伍更为庞大，监察职司之外又兼有建言的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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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地方监察也逐步走向网络化和制度化。唐初，基于地方州县两级行政设置，在州之上分设十道监察区，命监察御史等分巡各道州县。中唐以后，朝廷派员分巡逐渐固定化，按察使、采访使、黜陟使、观察使等，相继成为各道的专职监察官。后来，十道演化为十五道。采访使、观察使等也有了固定的驻所和判官等属僚[38]。唐后期地方分道监察体制，虽因节度使多兼观察使等酿成藩镇之祸而被破坏，但它对元明清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宋代惩唐节度使兼握地方监察权，实行他官兼领的多重监察制，即把路对州县的监察权一分为四，由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安抚使分掌。此外，州之通判，又负责“监州”“按县”[39]。不过，宋代的做法，分散了地方监察权，反而容易引起互相推诿和监察机能的弱化。元代依据行省行政建置和军民兼治等实际情况，强化了地方监察网络，建立了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和二十二道肃政廉访使司。无论是行御史台还是廉访使司，都有固定的监察区划、治所、具体职司及管理规则，从而在地方监察系统化、制度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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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清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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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通过都察院之下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后改十五道）监察御史的科道设置、监察制度更为系统化，更能与中央、地方行政权力结构及运行情况相适应。明初，御史台易名都察院，其职司、权限与宋元无大变化。但在内部组织和官吏设置上，裁去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而以监察御史负责十三道的地方监察。又仿照唐监察御史分察六部的旧例[40]，设六科给事中，分别掌管六部百司政务稽查。清代大体沿袭明制。稍有不同的是，监察御史由十三道改为十五道，其职司除主要负责本道监察，还兼理中央各部门的纠察。六科给事中则正式归属都察院节制[41]。与隋唐宋元监察体制比较，明清都察院科道制，设置有所减缩，监察官队伍比较简约精干，大体与中央六部执政和地方十三布政使司行政系统相适应。而且分工比较明确，各司其职，容易克服机构冗杂，互相扯皮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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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察的内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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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的行政监察，主要从如下四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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