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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辍耕录》卷五《人命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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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十二年十月；《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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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牛僧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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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宋会要·食货志四之十九、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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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明史》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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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丁之方《清代的公文制度及其演变》，《史林》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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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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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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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明史》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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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送刘习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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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第八章 胥吏、幕僚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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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胥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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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中，虽有政府官员布列中央地方，在各级衙署中行使其职权，但大量的日常琐细事务的具体处理，又是靠为数众多的吏员来完成的。这些人虽不属于官，但却实际执行着政府的职能，没有他们的辅助，各级官员在行政中就寸步难行，他们被认为是“为政所必不可少者”[1]，“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2]！吏是各级政府机构佥选或雇用的公职人员，有额设编制及一整套管理规制，其数量大大超过额设官员。唐代玄宗朝，中央与地方官共一万八千八百零五名，而胥吏杂任则三十四万多人[3]，官与吏之比为1：18；宋代的胥吏数量更庞大，真宗咸平年间减省天下冗吏，一次就裁汰十九万多人[4]；清代，中央及地方各衙署中，胥吏“多者动以千计，少者不下数百”[5]。从他们的实际作用及其规制、数量来看，这些人已成为整个官僚行政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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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胥吏的名目、职掌与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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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官与吏的区别不甚严格，吏也可算作是低级小官。魏晋以后，官吏的选用定以品级，九品以上便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官，称为流内；九品以下就成了后来所说的吏，属于流外了。由于门阀制的盛行，担任吏职的人员主要来自庶族平民，为士人所不齿。科举制以后，流内官主要由科考选拔的优等士子充当，这些人都是取得了出身资格、有一定身份的人，胥吏所从事的杂职，更成了那些读书做官者不屑而为的低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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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的职差琐杂，名目也繁多。唐代在中央衙门中有：令史、府史、掌固、赞者、典谒、亭长、司驭、门仆、门事、主杖、监门直长、亲事、帐内等；地方各衙署中有：佐史、司户、录事、仓督、典狱、执刀、白直、市令、市丞、津史等等。宋代的胥吏名目更多，如孔目、曹司、押司、令史、书吏、贴书、堂后官、录事、守当官、公人、主事、都事、主书、提点、书令史、胥佐、胥长、书手、乡书手、贴司、供事、堂吏、典库等等。明清时期，笼统的称呼有：令史、书吏、司吏、供事、堂书、书役、经承、攒典、典吏、书办、房书等，按照不同的职差，还可分出具体的特定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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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按其职差性质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专供奔走驱使的胥役，负责催征赋役，查管市场、关卡，保管钱粮物库，缉捕、看管、押解犯人，衙门内外站堂、看门、通报、传唤，上下衙门及乡里之传送文移、联系，以及跟随长官等等；二是文职吏员，在各衙署内收发公文、查核档册、誊录文件、造报册簿账目、收贮档案等。明清时期，地方州县衙门里有所谓“三班六房”，三班为皂班、壮班、快班，就是属于前者，其中有皂隶、门子、典狱、快手、马快、步快、弓兵、禁卒、粮差、番役等。六房谓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是按中央六部的分工形式，分房管理各类事务，各房书吏分别称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属于文吏，诸如本衙门及下属衙门官员花名、履历等人事册簿之造报；辖区内户口、田亩、税课之登记造册，钱粮之奏销，承办田房税契；旌表孝子、节妇，学校教务，礼仪杂务；本衙门三班人员、丁差马夫及辖内驿站各类事务；词讼录供、审验证单之缮拟、律例档案之查找，协理各种刑案以及保甲造册；境内工程、造办各种用项之开销、匠户册之勘造等等，都由这些文吏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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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的职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带有“役”的性质，明中期以前，曾采取佥充的形式，如宋朝，即“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6]。这些人都是按派役的制度，根据其户等而轮充服役。明代规定，“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明初，是按其户之职业性质、丁之多寡佥派：正军户，五丁以上佥一丁充吏，四丁不许；水马驿站、贴军、杂役、养马等项人户，四丁以上佥一丁，三丁不许；民户，两丁识字，可佥一丁[7]。明代还有“谪充”为吏的规定，即将府州县学生员及监生中的低等生，长期举试不第者，“罚为吏”，或将犯罪的官员罚充为承差的典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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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中的文吏，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所以要经过考核选拔。宋代，考选中央机关文吏一般经过两道程序，先由选用衙门考试，合格后，送御史台复试，复试合格，成为正式职吏。考试内容主要是验人才、试书札两项，由于各部门吏人职责不同，工作性质及工作要求也不一样，因而各部门考试又侧重于该部门专业。正因为吏人的专业化性质，所以在入役之前多经过一阶段这方面知识的“习学”[8]。明朝实行纳银充吏制，“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写字……考称者，照纳银司、府、州、县令典等项，挨次参充。不中者降参着役”[9]。可见文吏在当时已成平民竞相谋求的一种职业，政府因而借机收费，实际就是交钱买职。清初沿袭“旧例，书吏承充按纳银数多寡，分送各衙门办事”。康熙年间停纳银，改为招募。凡通晓律例、工于写算者，赴所在衙门报名。报名时须持有同乡书吏及亲族邻里的保结，证明确属身家清白、无犯罪行为，并非顶替冒考，并非重役，再经当地衙署核对其籍贯、年龄等无误，然后参加考试，择文理明通者录用。被选中者不能马上充任，须要等待上届吏员退职缺出，才能顶补。按规定，吏员任职五年，就必须退役，由待缺者顶补。官府这样规定，是“因该书吏等充役有年，熟悉衙门事务，易启勾通贿属之弊”[10]，所以必须不断地募用新吏。为防止吏员冒滥，各衙门都定有额缺。清代，中央的内阁设六十二名、翰林院十六名、宗人府十四名，六部中以户部最多，共二百零五名，最少的兵部也有六十五名；地方机构中，督、抚衙门定二三十名左右，府、州、县衙门一般在十几名至二十几名。以上经制额缺实际并不敷用，雍正朝的巡抚田文镜就曾给皇帝上过一道奏折，陈述其衙署内所用书吏已超过定额十倍有余，因“事务殷繁，尚苦赶办不及”[11]。因而各衙门无不大量雇用额外吏人，如“贴写”“稿工”“帮役”等等，以致实际所用书吏大大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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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吏的俸禄待遇如何，各代制度不一，总的说来，其俸给不仅微薄，而且不固定。如唐代，中央机关中的文吏，“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12]，每月一百七十文，而最低级的九品官，月俸也有一千五百文[13]，吏人仅及其九分之一。宋代吏人“素无常禄”，且“增损不常”[14]。明初，中央衙门的文吏最高者给米两石左右，此后又有所减少。清代，虽规定“按季给以工食银两”，但“屡经裁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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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任役的吏员也定有考核制度。明代是三年考核一次，供职勤勉没有过失者，可转入较高一级的衙门任役。经三次考核，优等者可授以出身，取得做官的资格。清代规定任满五年后，经考核无过，可参加考试，按成绩录用为官，无论考取与否，都被勒令回籍，入选者在家候缺，落选者即被黜退，不许再次应募考取书吏。文吏虽可入仕，但朝廷严格限制这些人进入中级以上官僚阶层（元代除外）。唐代规定，流外吏员不得任清要官。明代初期，尚有吏人入选较高品秩官员者，此后“吏员崇者止于七品……非保荐不得为州郡”[16]。清代最高者授以正八品，乾隆以后又压至从九品。书吏待遇微薄，升迁前途黯淡，因而他们的唯一追求就是唯利是图，在自己有限的役期内，利用职任之便设法谋取实惠，这是导致胥吏擅权败坏吏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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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胥吏擅权及其对封建吏治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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