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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简静惠女士为许倬云先生所著《从历史看组织》台湾地区版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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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序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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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我们将治国当成管理一个企业，那么中国就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经营的公司。当然这几千年来，公司不停地改组、不停地改变结构，也不停地改变市场，我们今天讨论历史的方式，事实上是将中国政府当作一个经营模式来着。国家假如是一个公司，国家的产品是什么？国家的市场又是什么？如果国家是一个公司，政府就是经营单位，国家的产品就是对国民的服务，其中包括安全和繁荣；它的市场呢，就是全国的人口，在过去，就是全国的民众，在今天就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一个结构中，如果市场对公司的管理单位不能满意，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市场。因它的产品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这时候，就有了革命或王朝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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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服务之中包括两项：国家的安全，及人民的生活繁荣安定。要维持国家安全，就要看政府能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的疆土，老百姓能不能得到繁荣安定的生活；就要看政府是不是让经济有适当发展的机会，让人民有安居乐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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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税收是用来维持管理机构的，也可看作管理机构的收费，如果收费超过市场所能负荷，市场就跨了。如果市场的负荷量和管理机构的费用间维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市场就会一直存在，而且收入可以稳定增长；这个时候政府是有效率的，而人民也会拥护政府。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市场扩大，市场的需求量增大，也就是国家的领土扩张、人口增加，则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古今中外的国家，常常竭尽所能地开疆辟土，希望拥有更多的人民及国土。但是这种扩张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扩张国土就要战争，战争需要金钱，会造成人员伤亡，也就是成本的增加及既有市场的损失。所以一个国家，如果要扩张领土，获得领土上的人口，从长远来看似乎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市场尚未稳定之时，不免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有时，付出的代价不克负荷，足以使政府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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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经理人为了要扩张市场、增加产品，而使得公司的财力不胜负荷，董事会要将经理罢免，可能另一个经理人却享受了新市场的开拓效应。因此，新的王朝可能享受到上一个王朝崩溃之后的利益，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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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讨论中国的历史，各位可以发现和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很类似的。公司要支付的成本，除了制造产品的成本外，有极大部分是管理的成本。为了创造安定、繁荣的条件，政府要付出极大的开支。尤其在国防上，所需的成本是相当大的。管理的成本来自于怎么样建立一个安定的秩序，怎样减少开支，增加效率，也就是增加利润。一个文官系统（也就是管理系统），如果运作得当，则这个国家的效率增加，管理的成本也相对减少许多，累积的利润就相对增高。由上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跟经营公司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本书就是从现代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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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经营相当长久的企业足为借镜的活，我们也就不用引用政治史了。可惜直到近代，中国并没有一个长久得足以讨论的企业史，我们只能从历代国家经营的历史借取经验，来看看前人经营的智慧与策略。因此，这本书中是将国家当成一个经营单位来讨论，而不是一个政治单位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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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一章 设计管理的机密·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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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我们把周代建立的制度，当成是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组织，就必须从周公说起。当然周代以前，中国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但是商代的历史我们知道的不够详尽，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进行细节的讨论。从西周开始，我们才有了比较清楚的历史资料。基本上由西周以至后来的王朝，我们都可以将王权（君主）当成是董事会，相权（宰相的权力）当成是经理人——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公司或机构的最高行政主管）的位置来讨论。王权常常可以影响宰相的决定，但是王权并不能完全推翻宰相的决定，就像一个公司中，董事会和总经理是必须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是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带领着周人推翻了商朝，而周公却是这个王朝的真正缔造者，因为武王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制度就死了。相权在周公的手上是相当有力量的，这个总经理是很有力量的，因为他的董事长，也就是成王，是自己的侄子。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究竟成王那时是不是只是一个空名的董事长，还是因为信任周公，所以完全交给他去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周公是不是曾经做过代理的摄政王——不过这些并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公司成立的使命。王朝这样的公司并没有一个经济部的注册登记立案，它的法定地位是什么？自西周开始，中国的王权必须依靠一个法定程序，那就是天命——皇天给你的使命，也就是上天承认的统治单位，给予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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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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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建立之初，西周以天命作为一个宣传的借口，来说明为什么一个这样的小国能向商挑战，为什么这样的小国能统治这样大的王朝。西周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敌手商王朝，可是居然很快就获得了胜利，理由在哪里？周人就以天命作为理由：皇天在众生之中寻找品德好、有能力的人，赐给他们天命，让他们管理天下；天命原来是在商人手里的，但商人是很差的统治者，所以皇天将原来赐给商人的天命收回。用天命为宣传的口号，使得西周的人民及士兵都很有信心去打这一场看来没有赢面的战争。他们的敌人是不是相信？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他们成功以后，敌人不得不相信，这便是历史上以既成事实来说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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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故去之后，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朝政，二者是平行的地位，周公担任的是宰辅的职务，召公担任的是太保的职务，他们是当时最有权力的两位大臣。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召公管理西边原来的王畿，周公管理东边新增的领土。这样的分界，历史上无法证明。从青铜器的铭文看来，西周的国土的确有本土与新增国土的区别，却并没有西边和东边明确的分野。但召公享有充分的权力与威望，则大约无疑。在两人共同辅政期间，周公以先王的弟弟、今王叔父的身份，可想而知，权力是相当大的，因此也引起了他的兄弟对他的猜忌，认为他会对成王不利。有所作为的人通常会受到排挤，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事。周公当时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下，所有的流言都指向周公，认为他会取成王而代之，于是召公也质问他。在《尚书》中的一篇文章《君奭》[1]中，记载了以下一段谈话，周公一开始就称召公的名字——「君奭」，而他们两人辩论的内容，却是关于天命降给谁？在过去许多文字如《尚书》中《召诰》、《多士》、《多方》及《诗经》许多篇中，都提到天命是降给周的。可是，承受天命的是周王，也就是文王、武王、成王这一王系呢？还是由周人集团，周的全体来共同承担？用一个譬喻：这公司是一人无限公司呢？还是股份共同的有限公司？《君奭》篇的讨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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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对召公说：上天不满意殷人的管理，于是我们周国便继承了天命（注意周公在此用的是「有周」，不是周王，而是周国、周的族人。一开头他就拿定了公司立场，而不是个人立场）。他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永远维持现在的基础，不知道是否能永续经营，是否最后会有不好的结果，我不敢说。但我们既然承接了天命，就不能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后代子孙一定要认认真真做事，要晓得天给我们这个责任是不容易的，要建立这个公司是不容易的。天现在给了我们的天命，天可以拿走，也可以降给别人，我小子旦没什么长处，只有追随前人作为，辅助现在年轻的君王，以接续这样的福分。君奭呀！我听说殷的开国君主成汤，他接受天命时有一大群辅佐的人，他的辅佐是贤臣伊尹，中兴的君王太甲，也由伊尹继续辅佐，一代一代都有贤良的臣子帮助接受天命的君王。统治是双轨的，并非只有王在掌权。所以商人在这样的统治下，国家运作良好。君奭，以前上天将天命降给商人，现在商人亡国了，我们这个新邦国接下了商室未完成的任务。我们开国的文王有五位贤臣帮助他建立国家，他的作为及品德受到上天的赞赏，而得以继承天命，这是因为我们的周王也有一群贤良的臣子辅佐，所以周的天命是集体的。上天之所以降下天命，是这一群人良好的表现得到肯定，天命是降给这一群人的。到了武王，仍有四个贤臣辅佐，帮助武王打败了商朝。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小子旦接受这个工作，为辅佐的人，和你一起，就像渡河的人，肩并肩，一同渡过这条河。这一代辅佐的人就是你我二人，情况正如过去几位君主一样，天命是降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你我都没有逃避责任的可能。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有没有人督促我们、勉励我们，在我们老去以后，我们的作为和美德还能让下一代继续承受上天的福分，为天下百姓做事。所以如果我们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容不下别人的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失败。如果我们连人民的声音都听不见的话，我们怎么能让上帝听见我们的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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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中周公就是以各种不同的例子与角度告诉召公，要召公与他一起同心辅佐成王。天命是降在周人集团，而非周天子一人，承接天命是一个集体的行为。这种建立自己合法性的观念，是中国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础。假设由今天经营的观点来看的话，公司的地位与合法性，完全看公司的经营是不是成功。这个责任不仅由董事长负担，也是在经营管理者（CEO）身上。天命不是降给一个独裁者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哲学一开始就认为政府的任务是要让百姓过着安定繁荣的生活，如果这个政府不能做到，则政府就宣告破产。而经营者与管理者所要做到的事，就是让政府永续经营。一般讨论政治哲学很少讨论到天命并不是只降给一个人的，各位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群臣高呼「皇上圣明」，似乎只有皇上才是天命的唯一承受者，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简单。所以第一篇我特别介绍此文给各位，把这一观念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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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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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这个「公司」成立了，开始运作了，虽然后来周朝的经营模式有改变，稍后会再谈。周朝这个公司的招牌挂了八百年之久。周人天命的观念是周朝持久的因素，也就是他们自己了解，王朝的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必须老百姓接受它，天命才存在，如果老百姓不接受，王朝就失去了天命。我们再来看看管理的方式，周人怎么样管理？当时距今三千年前，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甚至没有邮政、没有汽车，从国都到另一个地方是要花很长时间的，通常是走路，顶多驾车。讯息的传达以及市场的反馈是很缓慢的，回应市场的需求常常来不及。周王首都在现在的陕西关中，东北到达北京、东南到安徽，这么大的领土，周王朝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呢？他们采取移动的策略，一个总部是在原有的老家，也就是发源地关中，管辖的区域，往北到达黄河的边上，往西到达今天的甘肃省东部，往南到达汉中，往东走，到达黄河拐弯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潼关，这是它的核心地区，可说是周人的本家。本家的经营是一个方式，因为本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市场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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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是它开拓的领土，也就是新的顾客，这群顾客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人：有东方的夷人，就是山东的人；有北方的戎，就是当时居住在今天河北地区的一批人。为了经营这些不同的市场，周在当地设立了许多「分公司」。当然，在设立之初，他们挑选自己认为最能干的人，包括信任的老伙计，包括自己的叔伯兄弟与亲戚，分派带队出去。每个分封的队伍分配一小块土地去经营，只要每年回报成果，分公司的利润甚至不必缴回来。各个分公司的维持靠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总公司则是一个支援的力量，而支援的总资源，放在新领土的中心成周，也就是殷商的旧都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