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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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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这个「公司」成立了，开始运作了，虽然后来周朝的经营模式有改变，稍后会再谈。周朝这个公司的招牌挂了八百年之久。周人天命的观念是周朝持久的因素，也就是他们自己了解，王朝的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必须老百姓接受它，天命才存在，如果老百姓不接受，王朝就失去了天命。我们再来看看管理的方式，周人怎么样管理？当时距今三千年前，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甚至没有邮政、没有汽车，从国都到另一个地方是要花很长时间的，通常是走路，顶多驾车。讯息的传达以及市场的反馈是很缓慢的，回应市场的需求常常来不及。周王首都在现在的陕西关中，东北到达北京、东南到安徽，这么大的领土，周王朝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呢？他们采取移动的策略，一个总部是在原有的老家，也就是发源地关中，管辖的区域，往北到达黄河的边上，往西到达今天的甘肃省东部，往南到达汉中，往东走，到达黄河拐弯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潼关，这是它的核心地区，可说是周人的本家。本家的经营是一个方式，因为本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市场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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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是它开拓的领土，也就是新的顾客，这群顾客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人：有东方的夷人，就是山东的人；有北方的戎，就是当时居住在今天河北地区的一批人。为了经营这些不同的市场，周在当地设立了许多「分公司」。当然，在设立之初，他们挑选自己认为最能干的人，包括信任的老伙计，包括自己的叔伯兄弟与亲戚，分派带队出去。每个分封的队伍分配一小块土地去经营，只要每年回报成果，分公司的利润甚至不必缴回来。各个分公司的维持靠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总公司则是一个支援的力量，而支援的总资源，放在新领土的中心成周，也就是殷商的旧都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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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老本放在本家不动，只用新赚来的钱做再投资。当一个封建诸侯分封出去时，他所带的本钱事实上相当有限：他会带一小部分周王的人，一部分商人遗留的军队，以及一部分商王朝有专业技能的人；总部给一些本钱，诸侯自己去经营新公司。诸侯在他所要经营的地方，再用经营的利润转化新的资源，作为扩张的本钱。理论上，分封的诸侯在总公司需要时，要支援总公司。总公司在东边的都城中，设立了一个总部，有时周公会带着身边的主要干部到东边总部发号施令，集合若干分公司的人力物力，支援新的分公司成立；或是某个分公司有维持上的困难时，借用邻近几个分公司的人力物力，做及时支援，以协助有困难的分公司渡过难关。这种管理方式是相当灵活的：在讯息传达不方便的时代，派人到当地调动邻近资源，以处理当地事务，这是一个相当有效的管理网。每一个分公司有独立自主的权力，但也有责任协助总公司，维持公司整体的营运，庶几有一个可以持续运作的网络。周公带着重要干部往返东西两都的方式，一直持续了两代。当时东都也有一批职员，可能比起首都来人数较少、职位较低，在重要干部到达后，可以立刻开始执行命令。东都也设有一个仓库，用以储放各地分公司送来的物资，包括衣帛、粮食、金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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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列强侵略东方，都设立就地经营的单位。英、荷的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设有总部，全权处理当地的事务。欧洲帝国主义早期并没有领土野心，主要目的只为了商业利益，政治侵略是跟着商业之后发展的。以上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在早期交通不方便的时代，周王朝管理东边领土的方式实际上和欧洲近代侵略亚洲的模式是相似的。假如将领土的概念转化为市场的概念，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大企业常常是保留自己认为最有实力的市场，第二步才以一部分本钱开发新市场，并用新市场或新商品所得的利润进一步拓展新市场。很少有企业敢将自己的老本投注于新市场的开发，这一点也和周人经营王朝的方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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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要维持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关系靠的是感情，因为所有分封出去的诸侯都是自己的兄弟或伯叔姻亲。不过最后还是出了问题。不论关系如何亲近，在很久才见一次面的情形下，感情也会淡薄。再加上各分封诸侯对当地的依赖度随着时间和经营的成绩而加深，对总公司的依赖度自然相对减轻。所以周王朝赖以经营的封建制度，只维持了一百多年就毛病百出。诸侯在长久的独立自主之下，对本身的市场依赖度愈来愈高，总部对他们而言愈来愈不重要，于是诸侯纷纷要求独立。诸侯之间不时出现利益冲突，甚至不愿再提出本身的盈余集中于东边的仓库，而减少了投注于本身市场的开拓实力。此时总部本身的市场却因愈来愈多的诸侯分封，东边封地不足，而必须分割原有王畿给新封诸侯。于是王室的实力减弱，号召力也降低，东边诸侯的实力却相对增强。这是许多百年经营的老公司，如果长久不改变经营形态一定会发生的问题，现在周王朝就面临这一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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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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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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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天命的问题又出现了。周人总公司的市场因公司不断地发行新股份，每个股份持有者的利润愈来愈低，产品自然无法维持水准。在市场对产品不满的情况下，周王朝在西周末年有一百多年的动荡不安，天灾人祸外患频仍。在本钱足够时，天灾可以救济、人祸可以敉平、外患可以击退。但是在本钱不够时，却只是继续不断拿老本分给新增加的王子王孙，让他们享有利润。于是客户不见了——客户不断地缴税、不断地付款，却得不到满意的服务。因此西周晚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发起革命的多是贵族及官员。但是在封建体制不变的情形下，革命于事无补，周王朝就此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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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忧，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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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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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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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涉、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租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夭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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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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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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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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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尚书·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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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二章 不同形式的管理制度·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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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西周王朝「倒闭」之后，诸侯纷纷独立，于是进入了多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由周人分公司独立而成的小公司一时并起。以齐国为例，它的领土原来只在今山东省境内，但在西周垮台各自独立后，齐不再顾及情面，并吞许多邻近的小国，建立了自己不算小的疆土，不但包括整个山东半岛，还延伸占有夷人的领土，大致上齐国领土是以兼并小国而建立的。当领土大到一定程度时，齐人不能再用原来的封建制度管理国家，而必须采用更为流线型的管理阶层。于是相对于鲁国、宋国、郑国等其他仍然沿用封建制度的国家，齐国在齐桓公时代对管理制度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齐桓公为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他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臣子管仲，管仲做到齐国的CEO，也就是执行官这个位子。这一现象本身就代表了原有制度的毁灭：管仲虽然在血统上未必低贱，但是实际上他相当穷困，必须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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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齐国有许多公子一起争夺齐国君主的位子，最后是由齐桓公取得，管仲则是他的对手公子纠的手下。在齐桓公取得国君地位之后，他希望找一位很贤能的臣子辅佐他，这时他的一位臣子鲍叔牙，和管仲是很好的朋友，他便向齐桓公说：「我认为管仲是很适当的人选，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纳你对手的部下。」齐桓公说：「我可以接纳他，虽然他曾经差一点就把我杀了。」——管仲曾经一箭射到齐桓公胸前，还好只射到了齐桓公军装的肩带[1]。即使管仲差一点杀了齐桓公，但是齐桓公仍然用了他，因为他了解管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管仲在齐桓公手下办事，成为齐桓公的CEO。他们两人之间的配合是非常密切的，齐桓公授权管仲改造齐国的管理结构。主要的改革是制度，管仲结合了管理系统和市场，将市场变成资源。管仲将全国人民分成二十一个单位（乡），其中有六个单位是不用服兵役的；他们是生产者、工匠和商人，专职替国家生产。另外十五个单位是农人，从事生产，但是还要服兵役。士则是国家的基层干部。管仲因此将国家分成了十五个可用的单位——它的「客户」同时也是推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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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开拓更多新市场，征伐别的国家，使得齐国不只是直辖领土广大，它所影响及指挥的疆域范围更辽阔。齐国成为霸主，许多小国都附属于齐，成为齐的「子公司」。就这样以客户为推销者，齐桓公一跃而为北中国实质上的统治者，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困难，甚至徒有空名的周王朝有困难，齐国都会帮忙。齐桓公曾领着十五个单位所组成的五个军东征西讨，主要的工作是抵抗北边戎夷的侵犯，和南边楚国的扩张，保存北中国的安宁。北中国变成他广大的市场，就这样开拓了几十倍于他原有的疆土，建立了新的霸主制度，这是和过去非常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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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齐国工商业者不用打仗，而成为专门的生产者：产盐、制陶、纺织等等，以及其他所有能销售的商品。齐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民生产商品，这是一种新的形态，与过去以农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根本有很大的不同。以企业观点来解释，就是不仅开拓市场，还去找新的原料、新的生产方式，以此增加自己的资本。它雇用专事生产的人，给他们免服兵役的特权，去开发与生产商品，不但足以自给，还可以供外销。在当时，齐国的食盐、盐渍品、纺织品，都是销到全中国的。就这样以人力资源开拓新领土，用经济资源扩张本钱，使得当时的北方、华夏列国都俯首臣服。这是一个薪新的经营方式。齐国的军队，也是新方式组成的，不以贵族为兵，而以平民为兵，一户抽一兵，伤亡的人国家皆有抚恤制度。兵源扩大了，等于把客户都变成了股东，在现在台湾地区的企业中，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福特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以自己的工人为新的市场，生产平民车种，使得工人阶级都买得起他们的车子，这样把客户定位为自己的员工，可以说是个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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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身为齐国的CEO，他的政策是减少贵族的特权，而大量起用有专长的人。他身边培养了许多有特殊才干的人，有善于作战的、有善于计划的、有善于出使的，他每推行一项政策时，都会和身边的人商量，也就是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干部队伍帮助CEO。而董事长齐桓公也授予管仲充分的权力进行这些改革。此时齐国解释霸权的合法性，即是以「尊王」为口号：天降天命给周王，周王承认霸主的地位，也就是天命透过周王的承认间接地交给了霸主。这是他得到的正字商标，也得到了当时的独占权。